陈仪个人不贪污是事实，但仅此显然不够。他不是以个人资格观光台湾的，他是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的长官。他不能以政府的名义严治贪污腐败，民愤即不足以平息。如此普遍的贪污腐败，“人民安得不怨恨政府”？一定意义上说，“台湾人民怨恨政府是由于贪污政治所激成的。”（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43页。）因此，在“二·二八”事件中，“打倒恶劣腐败政治”（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29页。）成为民众的一个主要呼声。
    三
    更为重要的是，台湾民众对一年多来的生活状况深感危急，对此，他们的心态是，感觉国民党政府之剥削日甚一日，令民众苦不堪言。（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52页。）
    如前所述，光复初期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政府寄予很高期望，盼望生活状况能有所改善。但是，经国民党政府一年多的治理，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倒退很多。“人们在说着，台湾退步了五十年，有的说退步三十年，亦有说十年。我们不管它退步了几年，比以前总觉退步得令人可怕。”（注：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台湾精英》，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0年2版，第60页。）民众深感危急的问题主要集中四个方面：
    生产萎缩、失业严重。日本帝国主义在统治台湾的后期，为了将台湾作为南进的据点，曾对台湾的农业、工业、水利、交通等积极经营，并已具有相当的建设规模，特别是为了补给战争紧缺，台湾的生产一直处于加足马力的状态，“台人都有工可做，他们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44页。）因此失业问题并不显著。但光复之后，台湾生产萎缩惊人，失业问题骤然突出。这有客观原因，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已纳入日本经济体系，生产设备及部分原料和半成品主要依靠日本供给。由于战争破坏，因此战后台湾生产陷于一定程度的困境，进而造成一些失业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如此严重，原因还主要在主观方面。光复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不但对台湾没有一丝补给和援助，反而派来大员“接收财物，不接收人心”，（注：《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2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11月第1版第132页。）他们的精力没有放在恢复生产上，使许多工厂、商店继续停业关门，台湾人民普遍陷于失业。以糖厂为例，日据时期，日糖、台糖、明糖、盐糖等四大糖业会社垄断的40余家糖厂，年生产能力为130余万吨，而1946年仅生产10余万吨，生产萎缩惊人。 其他如煤炭、电力、造纸、纺织、化学、油脂、肥料、水泥、制碱、玻璃等工业，都有不同程度的萎缩，用人不及从前1／5，而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又多由内地人充任，因此，台胞失业人数骤增。社会呈动荡趋势。
    专卖渔利，盘剥百姓。陈仪政府实行严格的专卖制度，断绝了小业主的生计。以矿业为例，日据时期允许私人开矿，私人石炭矿场甚为发达。光复后，当局成立了燃料调剂委员会，所有炭场产炭，一律按官方定价卖给调剂委员会，不得私人买卖。调剂委员会低价收购，高价卖出，其中差价即中饱私囊。如1946年冬季收购私人石炭每吨1000元台币，而卖给上海市燃料委员会则为30万元，此一项即获利近3亿台币。 再如食糖，也由政府统制专卖，定价不及成本。许多矿场主、糖农纷纷自废炭场、犁毁蔗田。此外如烟酒、印刷、文具、教科书等也一律规定由政府专卖，禁止私售。这些行业，原来都由小业主经营，政府如此统制，无疑断了他们的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