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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光复的后民众心态与“二•二八”事件(7)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民国档案》 白纯 参加讨论

米粮外溢、饥饿恐慌。大米原是台湾的特产,1934年台米产量达9800多万石,但是1946年减产为6200多万石。这个数字原也够全省600 多万人的供应需要。但由于蒋介石在大陆打内战急需军粮,台湾贸易局受命将大米大量运售大陆,加上本省奸商大量囤积,以致造成台湾严重的粮荒。民众苦涩地感叹:“粮仓里生活的人还闹米荒饥饿,这真是有些‘笑话’”。(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17页。)1947年初台湾米价涨到14元1斤,其后在上海黄金风潮的影响下, 米价突跳至30多元1斤,黑市更达40元1斤,长官公署补天乏术,只能给市民每位每周配给2斤,后来这也难以维持。 (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17页。)许多人只能食洋芋、处于半饥饿状态。在台北、基隆,因断炊而全家自杀的报道亦时有所闻。(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07页。)
    1947年初,台北市民得知“台湾征实的米和肥料换的米,全部都运往苏北和华北充军粮了”的“可靠消息”(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18页。)之后,台北市马上出现了“台湾民众反对抬高米价行动团”的活动。这个组织在元宵节散发传单:“决定于三日之后,率领民众,实行抢米”。(注:《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2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第135页。 )足见粮荒已发展到逼成民变的危险状态。
    通货膨胀、物价飞涨。1947年3月,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关于台湾“二·二八”暴动事件报告》云:“二月间上海美钞及黄金风潮发生后,各地物价飞涨,台湾自不能例外。”(注: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南京出版社,1989年 12月第1版,第602页。)
    陈仪接管台湾之初,为了避免台湾出现当时大陆各省滥发纸币,通货膨胀的现象,实行了维持台币及力主台湾金融机构自成体系的特殊化政策。国民党中央财政部对此十分不满。宋子文借令中央银行利用调整币值比率的机会使台币比价压低,规定法币比台币为10∶1, 为大陆豪门资本套取台币制造机会,及1946年9月初大陆金钞波动时, 中央银行故意提高为40∶1,而当时市场实际比例只有28∶1,于是许多人利用裁定汇兑互相买卖的方法套取暴利。当时从台湾汇1000万元台币到上海,照国民党政府官价规定,可得法币4亿元, 只须再将汇票转卖给台湾的进口商人,利用市场汇率28∶1,便可赚得台币400多万元。由于台币不断下跌,金钞上涨,台湾物价也跟着不断上涨。
    金价、米价剧涨使一般生活品的价格均再度上涨。例如,台湾本地产的食糖AT完税品,每包从0.75万元涨到1.6万元,红茶每百斤由0. 85万元涨到1.7万元,报纸每磅从45元涨到70元,棉纱每件从10 万元涨到24万元,生铁每吨从1.4万元涨到3万元。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直接造成了台湾经济上的空前恐慌。”(注: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第346页。)
    对于台湾民众危急的生活状况,“陈长官仅称台湾工业因受战争破坏损失极大,农业因缺肥料及人力,出产较前大减云云”,这些搪塞,民众当然不会接受,他们的意见是:“以吾人所知,台湾目前经济危机,由于战争及自然之影响者少,由于人为政策之造成者多。”(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62页。)因此, 台湾民众纷纷感觉政府之剥削有甚于日寇。在“二·二八”事件中,诸如“复兴台省建设”;(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34页。)“要求食粮,即刻开放官军民粮食,配给省民,安定民食”;(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30页。)“打倒封建官僚资本,撤销贸易局及专卖局”(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32页。)等,成为民众普遍的呼声。
    综上所述,光复之初,台湾民众怀着深厚的爱国热情欢迎国民党政府前往受降、接收,但这种扬眉吐气和欣喜若狂的心情未能保持多久,陈仪政府在台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国民党政府官员在台的贪污腐败表现,以及百姓危急的生活状况,使台湾民众原来美好的希望迅速变为失望、不满甚至愤恨与仇视。综观这段时期台湾民众心态的变化,不难得出结论,“二·二八”事件的爆发,虽然有台湾民众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以及对战后台湾重建的困难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产生了对当局期望值过高的因素,部分人“以为一旦归返祖国,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注: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602页。)但主要原因,应当归于国民党的无能与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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