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粮外溢、饥饿恐慌。大米原是台湾的特产，1934年台米产量达9800多万石，但是1946年减产为6200多万石。这个数字原也够全省600 多万人的供应需要。但由于蒋介石在大陆打内战急需军粮，台湾贸易局受命将大米大量运售大陆，加上本省奸商大量囤积，以致造成台湾严重的粮荒。民众苦涩地感叹：“粮仓里生活的人还闹米荒饥饿，这真是有些‘笑话’”。（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17页。）1947年初台湾米价涨到14元1斤，其后在上海黄金风潮的影响下， 米价突跳至30多元1斤，黑市更达40元1斤，长官公署补天乏术，只能给市民每位每周配给2斤，后来这也难以维持。 （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17页。）许多人只能食洋芋、处于半饥饿状态。在台北、基隆，因断炊而全家自杀的报道亦时有所闻。（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07页。）
    1947年初，台北市民得知“台湾征实的米和肥料换的米，全部都运往苏北和华北充军粮了”的“可靠消息”（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18页。）之后，台北市马上出现了“台湾民众反对抬高米价行动团”的活动。这个组织在元宵节散发传单：“决定于三日之后，率领民众，实行抢米”。（注：《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2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第135页。 ）足见粮荒已发展到逼成民变的危险状态。
    通货膨胀、物价飞涨。1947年3月，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关于台湾“二·二八”暴动事件报告》云：“二月间上海美钞及黄金风潮发生后，各地物价飞涨，台湾自不能例外。”（注：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南京出版社，1989年 12月第1版，第602页。）
    陈仪接管台湾之初，为了避免台湾出现当时大陆各省滥发纸币，通货膨胀的现象，实行了维持台币及力主台湾金融机构自成体系的特殊化政策。国民党中央财政部对此十分不满。宋子文借令中央银行利用调整币值比率的机会使台币比价压低，规定法币比台币为10∶1， 为大陆豪门资本套取台币制造机会，及1946年9月初大陆金钞波动时， 中央银行故意提高为40∶1，而当时市场实际比例只有28∶1，于是许多人利用裁定汇兑互相买卖的方法套取暴利。当时从台湾汇1000万元台币到上海，照国民党政府官价规定，可得法币4亿元， 只须再将汇票转卖给台湾的进口商人，利用市场汇率28∶1，便可赚得台币400多万元。由于台币不断下跌，金钞上涨，台湾物价也跟着不断上涨。
    金价、米价剧涨使一般生活品的价格均再度上涨。例如，台湾本地产的食糖AT完税品，每包从0.75万元涨到1.6万元，红茶每百斤由0. 85万元涨到1.7万元，报纸每磅从45元涨到70元，棉纱每件从10 万元涨到24万元，生铁每吨从1.4万元涨到3万元。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直接造成了台湾经济上的空前恐慌。”（注：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第346页。）
    对于台湾民众危急的生活状况，“陈长官仅称台湾工业因受战争破坏损失极大，农业因缺肥料及人力，出产较前大减云云”，这些搪塞，民众当然不会接受，他们的意见是：“以吾人所知，台湾目前经济危机，由于战争及自然之影响者少，由于人为政策之造成者多。”（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62页。）因此， 台湾民众纷纷感觉政府之剥削有甚于日寇。在“二·二八”事件中，诸如“复兴台省建设”；（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34页。）“要求食粮，即刻开放官军民粮食，配给省民，安定民食”；（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30页。）“打倒封建官僚资本，撤销贸易局及专卖局”（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32页。）等，成为民众普遍的呼声。
    综上所述，光复之初，台湾民众怀着深厚的爱国热情欢迎国民党政府前往受降、接收，但这种扬眉吐气和欣喜若狂的心情未能保持多久，陈仪政府在台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国民党政府官员在台的贪污腐败表现，以及百姓危急的生活状况，使台湾民众原来美好的希望迅速变为失望、不满甚至愤恨与仇视。综观这段时期台湾民众心态的变化，不难得出结论，“二·二八”事件的爆发，虽然有台湾民众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以及对战后台湾重建的困难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产生了对当局期望值过高的因素，部分人“以为一旦归返祖国，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注：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602页。）但主要原因，应当归于国民党的无能与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