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以上这些政策与台湾民众的期望严重违背。由于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50年的奴役，台湾民众形成了一种较为特殊的心理，即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统治怀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与厌恶，以及由于得不到祖国的关心，长期处于呼救无援的境地而产生的孤寂和失落感。也正是由于这种心理积淀，光复后台胞对祖国大陆又怀有一种极为敏感的心理。他们不但要形式上青天白日旗在台湾上空飘扬，而且盼望与内地省份、内地人民实实在在的平等、公正。若台湾与大陆稍有一点不一样或不平等，台湾民众都可能敏感地认为这是祖国对他们的歧视，是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进而认为他们所获得的解放、自由是打了折扣的。陈仪政府所实行的这些政策，虽然有些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些政策未能关照广大民众这种敏感的心理。而且，这些政策与大陆不是稍有不同，而是大相径庭，它们或勾起了民众伤心的回忆，或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因而民众普遍抱怨中央“不予以平等待遇”，抱怨“日本人用甚样方式和手段来统治台湾的，陈仪也一手袭用了过来。名义上台湾是解放了，”民众依然是被压制的奴隶。（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第114页。）因此，在“二·二八”事件中， 民众纷纷提出了反对实行以上政策的要求：“建设高度自治，完成新中国的模范省”，（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95页。）“打倒独裁的长官公署”，（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32页。）“打倒分裂民族歧视台胞的政策”，（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32页。）“省各处长三分之一以上须由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担任之”（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92页。）等等。
    如果说以上政策与台湾民众敏感的心理严重冲突的话，那么那接踵而至较普遍的贪污腐败现象，广大民众则充满了无比的愤恨与仇视。
    关于贪污腐败现象。杨亮功、何汉文关于“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坦言：“日人统治台湾时，其公务员之操守能力及军队之纪律，均为台人所称道”；“而我来台工作人员，亦不幸有少数害群之马，或行为不检，能力薄弱或贪污渎职，尤以经建及公营事业更不乏藉权渔利之不良现象，予台胞以深切之反感。”（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 12月第1版。第277-278页。）
    各方面资料表明，陈仪个人生活清廉，但他对当时台湾腐败现象的严重性缺乏应有的了解。光复不久，一些贪官乘乱浑水摸鱼，贪污成风。专卖局长任维钧，被《民报》揭发有证据的贪污即有500 万元台币之多。省纸业印刷公司总经理李卓芝，将价值数千万元的机器廉价拍卖，自己仅以40万元台币买下，后来此案披露，因李的岳父葛敬恩时任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结果不了了之。贸易局局长于百溪，被国民党中央清查团认定严重贪污罪，移送法院，但“钱能通神”，不久即从狱中放出。台北县长陆桂祥，被人指控贪污旧台币5亿元，但在调查过程中， 一场“怪火”将账簿单据烧得一干二净，不见下文……（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41-143页。）查1946年1月底至2 月初的《民报》，短短十几天就有6则特大贪污新闻，平均两天一则。
    “负政治全责的陈仪长官天天坐在长官公署大楼的第一层，受着葛敬恩（秘书长）、包可永（工矿处长）、严家淦（财政处长）、周一鹗（民政处长）等包围。耳中所听到的是政治如何上轨道，人民如何歌功颂德，京沪的舆论如何的赞美，他老人家真有点飘飘然。”（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40页。）因此，陈仪也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整治贪官污吏，反而袒护他们，为他们辩解。1946年2 月美国记者撰文披露“台湾之中国行政当局充满腐败散漫气象”，“重庆政府委派前往台湾之大小官员均竭尽其吸收贪图能力”（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65页。）等事实之后，1946年3月陈仪专门出来辩护，说该记者“倾听一面之词”，“其所见闻未免不实。”（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66-67页。 ）而且此时正是台湾几宗特大贪污案被揭露之时，此事引起民众极大愤慨，这些大案“有凭有据”，“为台人愤恨”，但“陈仪皆不肯办”，“台人虽哗然不服，唯毫无办法奈何此辈”。（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