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爵”来称呼贵族的秩次等级可能是西周后期的事情。《诗经·桑柔》“告尔忧恤，诲尔序爵”，郑笺“教女以次序贤能之爵”，是爵字于共和行政以前已经用如爵位之称的证据。为什么要用“爵”来表示秩次等级呢？前人多以为古人饮宴时行爵有贵贱尊卑之别，故而以爵来表示等级。清代学问家朱骏声力驳此说，并且提出新论。他说：
    爵，古音如釂，尊号之合音为爵，故借爵字以当之，犹本言而已而曰耳，本言之焉而曰旃，本言蒺藜而曰茨，本言胡芦而曰壶也。旧说古人行爵有尊卑贵贱，故引申为爵禄。按，凡礼器皆有次第，何独取于爵？，岂觚、觯角散亦行为尊号耶？……或又曰与尊用酒尊字同意，按，尊与椑对，故得转注，爵则有贵有贱，不得专为贵义也。《白虎通·考黜》“爵者，尊号也”，此为雅训[③]。
    朱氏释“爵”为“尊号”二字合音，从古音变化的角度看是很有说服力的。其解说中略有自相矛盾之处，即一方面他肯定爵为尊号，但另一方面却又说爵有贵有贱，不得专为尊义。然而这个小的缺失并不能否定朱氏说解主旨的成立。朱氏所云“爵则有贵有贱”，在一定范围里面，可以说是正确的。与公、侯爵位相比，子、男要贱，而公、侯要贵。然而，爵位之制开始只行用于贵族阶层，《周礼·大宰》所谓“爵以驭其贵”，正道出了这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就是最下等的爵位，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依然是高贵的。西周时期，爵只行用于贵族阶层，距离其下降到普通民众还有相当长的路程。所以在开始的时候，爵就是尊号，就是各级贵族所特有的尊号。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朱氏此说可从，但是旧说似亦不可全废。正如朱氏所提出的问题“凡礼器皆有次弟，何独取于爵”呢？这恐怕还应当从古人饮宴时序爵的惯例上找答案。《仪礼·燕礼》谓“执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赐。所赐者兴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受赐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后饮”，《礼记·曲礼》谓“侍饮于长者，酒进则起，拜受于尊所。长省辞，少者反席而饮。长者举未釂，少者不敢饮。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这些记载都说明在周代贵族饮宴的时候，以爵饮酒有长幼贵贱之序。爵虽然为尊号，但是在爵位当中实有等级差别，所以取饮宴时“长者举未釂，少者不敢饮”之义，而用“爵”字来表示贵族等级的差别，乃是十分恰当的做法。综合前人旧说和朱氏之说，可以说采用“爵”字，有两种涵义，首先是表示贵族的尊号，其次是表示贵族间等级的差异。
    另外，在古代礼仪中，爵为贵族常用器物，是普通贵族皆可使用者，而其它酒器则有许多限制。《礼记·礼运篇》说：“斝及尸君，非礼也，是谓僭君。”郑注“斝，先王之爵也，唯鲁与王者之后得用之耳，其余诸侯用时王之器而已。”孔疏谓“寻常献尸则用王爵耳”。可见，爵为寻常祭礼皆可用者，而斝等酒器，则没有爵使用的普遍[④]。从《仪礼》、《礼记》等主要记载周人礼仪的古代文献中可以看到，许多礼仪中，持爵而饮、献爵表示尊重等事屡见不鲜，爵已经成为周人礼仪中不可或缺的器皿。爵作为贵族习用之物，用之来表示其尊卑地位，自然也就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质。以“爵”来称谓贵族的等级地位，这也应当是原因之一。
    三
    虽然早在西周后期就已经有了用“爵”表示社会等级的情况出现，但是直到春秋时期，贵族的社会等级，亦即爵位，还常用“命”来表示。春秋前期，周天子赐予诸侯“命”，还是相当隆重的事情。周襄王为褒奖晋文公的勤王之功而赐予其“命”，赐命的过程相当隆盛：
    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晋侯郊劳，馆诸宗庙，馈九牢，设庭燎。及期，命于武宫，设桑主，布几筵，太宰莅之，晋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内史赞之，三命而后即冕服。既毕，宾、飨、赠、饯如公命侯伯之礼，而加之以宴好[⑤]。
    晋文公所受赐之命为“诸侯、诸伯七命”之礼。整个典礼过程都体现了周天子和晋文公对于赐命的高度重视。这次赐命表示周天子“策命晋侯为侯伯”，在当时对于诸侯来说是莫大的荣宠。赐命是赏赐给晋文公的车服等物有“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矩鬯一卣，虎贲三百人”。赐命以后，晋文公的答辞谓“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⑥]。由此可见，赐命与爵位制度所表现的正是周代上下级贵族间的主从关系的确立。在春秋时期和晋文公一样受到周天子赐命的诸侯，见诸史载的还有齐桓公。不过，尽管他受赐命的时间比晋文公要早，但当时的情况却语焉不详，仅谓“王使召伯寥赐齐侯命，且请伐卫”[⑦]而已，依照《史记·周本纪》的说法，则是“赐齐桓公为伯”，任命其为诸侯之长。另一位曾受周王赐命的是齐灵公，史载周灵王“使刘定公赐齐侯命”[⑧]。其受赐命的具体情况亦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