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命不仅可以由周天子赐予诸侯，而且可以由诸侯赐予臣下。晋襄公曾经“以三命命先且居将中军，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以一命命卻缺为卿”[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卿有“一命”、“再命”和“三命”的不同品级，和诸侯一样也是命数多者为贵，其车服制度也要以命数多少为转移。君主对于臣下的赐命，可以一次赏赐三命，也可以先赐一命或二命，然后再增加。鲁国的叔孙昭子曾经“以再命为卿”，后来待鲁国伐莒获胜之后，他又“更受三命”[⑩]。在臣下立有功劳而需赏赐的时候，各国君主可以依照臣下的爵位等级赏赐相应的服饰器物。春秋中期，郑国军队攻陈国，史载郑简公赏赐率军诸卿的情况是，“郑伯赏入陈之功……享子展，赐之先路三命服，先八邑；赐子产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11）。郑简公赏赐命服依子展、子产爵位的高低为差，体现了爵位等级的尊卑有序。诸侯不能赐命于别国的卿大夫，但可以赐予其不同爵位等级的服饰或器物，鲁襄公十九年（前554年）鲁襄公在宴享晋国大臣的时候，曾经对于六卿“赐之三命之服；军尉、司马、司空、舆慰、候奄皆受一命之服”（12），就是一例。《礼记·王制》谓“大国之卿不过三命”，可见鲁君实以卿的最高级别的爵位等级来馈赠于晋国六卿的。
    接受君主的爵位赐命，就意味着臣下对于君主必须忠诚尽力。鲁国人述孔子先祖弗父何受到君主赐命的情况，说他“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k21h403.jpg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其共（恭）也如是”（13）。弗父何被宋君赐予“三命”，已经是上卿等级，但是他却更加恭谨慎重，可见其对于爵位是十分看重的。依照《礼记·王制》的说法，大夫等级的贵族爵位不能世袭，即所谓“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可见，君主将爵位视为自己独有的封赐之物，不可使一般贵族所私有。尽管诸侯之子可以继其父之位而君临其国，但其爵位依礼则还需天子封赐，在封赐之前，“未赐爵，视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国”（14），只有待天子封赐之后，才算正式有了诸侯的爵位。春秋时期，这种封赐制度虽然多已不被执行，但在社会人们的观念中还存在着，所以还偶有执行这种制度者。“爵以功”的记载说明，统治者的确是将爵位的封赐作为鼓励臣下尽忠效力的主要手段。
    春秋战国时期，爵制的影响已经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例如，在丧礼上，有爵位者可以持杖，无爵位者除丧主嫡子以外都不可持杖。《仪礼·丧服》谓“杖者何？爵也”，贾疏谓“有爵之人必有德，有德则能为父母致病深，故许其以杖扶病”。可见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爵位实为地位及品德的标识。伪古文《尚书·说命》中所谓“爵罔及恶，德惟其贤”，是合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观念的，爵位受到了社会的尊重。在周代社会上，宗族乡里之间聚会的场合必须序齿以排定位次，显示尊卑，但是有高级别爵位者却可以例外。《周礼·党正》载，“国索家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饮酒于序，以正齿位。壹命齿于乡里，再命齿于父族，三命而不齿”。在进行乡饮酒礼而序齿的时候，一命和再命的贵族依然要和宗族乡人序齿，这表明宗法制度在社会上还有强大影响，连国君赐命的贵族都要让它三分，可是君主毕竟是社会的代表、国家的象征，所以君主所赐三命的贵族可以不参加序齿而直接位于尊位。
    四
    春秋时期，各国统治者重视爵位制度，认为爵制是治国的重要手段之一。春秋初期，齐桓公治理齐国而选贤举能的时候，有一项目标就是要做到“朝不越爵”（15），使贤者的爵位高于不肖者。爵位品级在当时并非仅为名誉虚衔，而是有实际利益寓于其中的，这正如晋臣叔向所说，“爵以建事，禄以食爵，德以赋之，功庸以称之”（16），意即君主所任命的职事要以爵位高低为转移，君主所颁赐的俸禄要依爵位高低而定其数量，因此爵位高低要依照其品德和功劳的情况来决定。《礼记·王制篇》谓“爵人于朝，与士共之”，把封赐爵位作为对于贵族进行公开表彰的重要方式。就君主而言，在朝廷上封赐爵位，表明自己操持有封赐大权；就受封赐的贵族而言，则在公开的场合下显示自己身份得到提高。贵族之所以重视爵位，除了要在政治上得到社会的承认以外，与爵位相应的利禄也是其所青睐的目标所在。到了战国时期，君臣关系已经加进了许多交易的因素，这种交易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君主以爵禄与臣下的才能、贡献相交换（17）。《战国策·楚策一》载楚国大臣蒙谷立有大功，楚王便“封之执圭，田六百畛”，就是一例。孟子曾谓“天子有达尊三、爵一、德一、齿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18）。他认为在朝廷之上，爵位的赏赐是相当重要的统治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