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国的军功爵位制度看，当时各国已经将赐爵制度普及于一般的士卒。从商鞅变法时期开始，秦国已经实行了“有军功者，各率受上爵”的规定，在社会上“明尊卑爵秩等级”（43）。爵位对于普通士卒的实际用途，依照《商君书·境内篇》所说，可以分为以下几项。首先，可以凭由军功所得的爵位而得到赏赐的田宅，“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史记·商君列传》讲商鞅变法内容时亦谓要依照爵位“各以差次名田宅”。其次，可以获得劳力为自己服役，“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假若有爵位的人出征服役，那么其“庶子”还要给他提供给养食粮。《荀子·议兵篇》谓“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每得敌人甲士首级一枚，便可以升爵位一级，依照“级乞一人”之例，得五“甲首”者便可以隶使五家民户为其服役。再次，可以用爵位抵罪，“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爵位达到二级以上者，若犯了罪，可以用降低其爵位办法进行处置；一级以下爵位者，则取消其爵位以抵罪（44）。复次，有爵位者死去，可以按照爵位的高低在其坟前植树，“其墓树级一树”。除了这些好处以外，《商君书·农战篇》还说：“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民众爵位高者可以为官而升迁，这应当也是爵位的用途之一。总之，赐爵制度（特别是军功爵制度）在战国时期的推广，是国家控制民众的重要手段。它可以通过奖赏军功而赐爵的办法调动广大民众参与征战的积极性。列国间以秦国实行军功爵制最为积极和彻底，所以其军队的战斗力也就最强。韩非子曾经这样描述赐爵制度下政治清明的情况，他说：“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夫爵禄大而官职治，王之道也。”（45）若把这些用来说明秦国的情况，应当是大致不错的，因为在二十等爵位制度下，确实做到了“有功者必赏。”
    还应当提到的是，战国时期除了依军功而赐爵以外，还有其它的途径而赐爵。纳粟赐爵就是其中之一。《墨子·号令篇》讲守城的时候，城内粟米、布帛等特别珍贵，有以将其蓄积贡纳者，官府应当记载下其所献之物价值，守城胜利以后加倍偿还，也可以“用其贾（价）贵贱、多少赐爵，欲为吏者许之，其不欲为吏，则欲以受赐赏禄，若赎出亲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许之。……欲以复佐上者，皆倍其爵赏”。可见“赐爵”和“倍其爵赏”为鼓励民众贡献粟米财物的主要手段。《商君书·去强篇》提出应当“粟爵粟任”，要依照人们捐粮的多少给予其相应的爵位和官职。战国后期，韩非子认为“民有余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46）。纳粟而赐爵虽然不属于军功爵的范围，但是这种做法的着眼点依然在于人们对于国家的贡献，而不是靠循私情而得到爵位。《商君书·错法篇》主张圣明的君主应当“惟爵其实”，将爵位赐予有实际功劳的人。纳粟和军功一样，也是对于国家的实际贡献，纳粟而赐爵合乎“惟爵其实”的原则。纳粟赐爵对于调动民众的积极性也有好处，《商君书·靳令篇》曾经言及此事，谓“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显然这与商鞅一派法家积极主张的“农战”政策是完全一致的。秦始皇四年（前243年）秦国曾经下令“百姓内（纳）粟千石，拜爵一级”（47），可以确切证明，纳粟而赐爵之事曾为当时实际上所执行。除了纳粟之外，为了某种特殊的需要而取得民众支持的时候，也有赐爵的情况出现。秦昭王二十一年（前286年）秦将任左更之职的名错者“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48），这是通过赐爵让民众迁徙的一例。战国后期秦、赵长平鏖战的时候，秦昭王“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49），这是通过普遍赐爵以扩大兵源的一例。
    关于爵制的重要意义，战国时期的人认识得十分清楚。《商君书·错法篇》曾谓“行赏而兵强者，爵禄之谓也。爵禄者兵之实也。是故人君之出爵禄也，道明。道明则国日强；道幽则国日削。故爵禄之所道，存亡之机也”，将爵禄视为国家存亡的关键。《礼记·缁衣篇》谓“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禄不足劝也，刑罚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亵刑而轻爵”，将爵位看得异常重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制度可以比较普遍地加强国家君主与广大臣民的联系。如果说西周春秋时期君主的“赐命”凝聚了广大的贵族阶层，那么战国时期的军功爵制则调动了广大民众的积极性。这两者虽然都是统治者所采取的重要统治手段，但其着眼点则不尽一致。从“赐命”到“赐爵”，并不仅仅是赏赐办法变化的表现，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在政治舞台上普通民众地位的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