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贵族必须按照爵位品级行事，如果品级不够而采用了上级品位的车服，那就会受到舆论的批评。春秋中期，卫国的仲叔于奚因为立功而受赏赐，本来要赏赐给他邑，被他推辞，而是“请曲县、繁缨以朝”，得到允许。孔子对这件事情评论说：“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19）孔子所说的“名”，即指爵位称号而言。有某种爵位之号，则赋予其某种威信，这就叫“名以出信”；有了某种名号下的威信便可以保持与其爵位等级相称的器物，这就叫“信以守器”。从孔子所说的“器以藏礼”看，具有很大影响的周代的礼，实际上与当时的爵位品级制度有着密切关系。鲁国的曹刿曾经强调说“朝以正班爵之义”（20），意即君主召集臣下的朝会，就是要按照爵位高低排列朝会上所立的位置，并由此辨别贵贱的不同等级。爵位不仅对于国家内部贵族等级尊卑的排定具有不少替代的作用，而且对于外交也有一定影响。派何种爵位级别的贵族出使，在春秋时期是很有讲究的事情。接待使臣的诸侯国也十分看重使臣的爵位级别。春秋中期，晋派彘季出使鲁国，让鲁国出兵助战，鲁臣臧武仲就向执政的季文子讲了一番道理：
    伐郑之役，知伯实来，下军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军，如伐郑可也。事大国，无失班爵而加敬焉，礼也（21）。
    按照臧武仲的看法，如果使臣爵位等级高，那就自然应当多出兵，如今彘季和曾经前来的鲁国的知伯的爵别等级一样，所以也应当照样出兵。这里面的核心意思是要做到“无失班爵”，即不要忘了使臣的爵位等级。各国贵族之间，往往十分计较爵位高低的区别，以及依爵位所应当得到的各种待遇。例如，春秋中期晋国派行人出使秦国的时候，用了任行人之职的子员，行人子朱即质问道：“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22）行人子朱的质问时所持的理由就是“班爵同”，即自己的爵位与子员相同，何以与子员的待遇不一。这件事情表明贵族自己对于自己的爵位及相应的待遇并不掉以轻心。
    春秋时人对于周代传统的爵位制度津津乐道，实际上是援传统以自重。受周的传统文化影响颇深的鲁国就十分重视周的爵制，连周颁赐爵位时间的早晚也要牢记。春秋初期，郑、卫、鲁等国往援被戎侵的齐国，齐国馈赠慰劳品的时候让鲁国排定次序，鲁即将立有主要功劳的郑国排在后边，理由就是按照周王室颁爵时间郑在后，立有首功的郑国便联合齐、卫两国伐鲁，想讨个说法，可是鲁国却不屈服，鲁国史官记载此事谓“齐侯、卫侯、郑伯来战”（23），《左传》解释这个记载的含义谓“先书齐、卫，王爵也”。当时郑庄公正是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时候，但鲁国却不买他的帐，依然看重周的爵制，郑庄公也无可奈何。有爵位者在本国备受重视，《礼记·曲礼下》谓“去国三世，爵禄有列于朝，出入有诏于国”，可见贵族的爵禄是不能轻易被抹去的荣耀和实惠。
    五
    周代传统的五等爵制在春秋时期即已为有些国家所突破。楚国很早就自称为王，跳在五等爵制之外，不怎么把周天子放在眼里，所以在王之下便封有侯爵。《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颍尾，使荡侯……帅师围徐以惧吴”。所提到的“荡”，当即令尹子荡，已被楚灵王封为侯爵。到了战国时期，楚国的“通侯”（24）、赵国的“列侯”（25），就可能是在春秋时期称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战国时期在各国君主先后称“王”的情况下，周代传统的五等爵制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所以人们便不再怎么提它。战国时期各国内部的爵称，行用于贵族之间者主要是“侯”、“卿”、“大夫”等，其中有些爵称还分为较多层次，如侯有专称“关内侯”者，卿有“上卿”、“亚卿”、“客卿”等，大夫有“五大夫”、“上大夫”、“公大夫”等。楚国最高的爵位似为“执圭”。《战国策·东周策》谓楚国司马景翠“爵为执圭，官为柱国”。景翠为楚国最高的武官，地位仅次于令尹，其爵位为执圭。《战国策·齐策三》载术士问楚将昭阳：“楚之法，覆军杀将，其官爵何也？”昭阳回答说：“官为上柱国，爵为上执圭。”可见有时候，“执圭”或称为“上执圭”。这其间的原因盖为楚国有执圭爵位者日见其多，所以便用“上执圭”以显示其超乎一般有执圭爵位者（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