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教区在加强监督管理方面的举措
    除议会立法外，各教区在不同时期对如何管理好教区资金做过各种尝试，重点是加强 政务财务监督和管理，方式是政务财务公开。教区政务公开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开 放式教区委员会。它吸纳有地位的居民或重要的纳税人参加管理，对教区官员实行监督 ，不仅对公款吃喝，对济贫管理本身也进行监督。另一种是在较大的教区里实行教区委 员会责任制。教区委员会经选举产生，济贫官是教区委员会的服务员，向委员会提交账 目，服从委员会的决定。这种类型的教区如果出现腐败现象由整个教区委员会负责。主 教区教会执事的权力和责任都很大，法律也授权他处理贫民事务。在开放的教区委员会 ，有地位有身份的居民有一定权力。在选举产生的教区委员会，教区委员会是惟一监管 济贫官的机构，是否实施监督完全取决于各教区委员会。例如：1695年考顿教区委员会 规定任何官员（教会执事、济贫官）未经委员会批准购买衣物或者施舍救济、召集会议等 所花费用一律自付。任何官员都不能以个人意愿救济贫民。另外，由教区委员会决定救 济对象。在未得到教区委员会批准的情况下，教区官员采取行动所产生的一切债务均自 付。而在有的教区（如赫谢德）虽然实行保存和公开账目的制度，但仍要靠教区官员的自 觉性，官员是否恪尽职守仍要靠个人的职业道德来决定。
    3.任命带薪济贫官，以薪养廉
    当时英国不仅努力让教区委员会监督管理教区官员，以薪养廉也是济贫管理中新的尝 试。任命带薪的助理济贫官协助济贫官工作，一方面可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 可以避免一人专断的现象。例如：早在1656年某市的市长和治安法官任命了一名叫格林 的人作为带薪济贫官，报酬由市政厅出。他只是市长和治安法官的助手，听命于他们。 曼彻斯特也是较早拥有带薪济贫官的郡。例如：1730年一个叫伯克的教区济贫官，每年 得到30镑，他已经干了10年。另一个小城利物浦亦较早设立了带薪济贫官。18世纪初， 利物浦仍是一个小镇，但发展迅速，1724年任命克林先生协助济贫官工作，年薪15镑。 1730年伯顿教区委员会任命福特为助理济贫官，薪酬每季度4镑。1743年有一个叫托马 斯的人作为济贫官助理每年薪酬20镑。他负责对外接洽和管理工作。这种方法在18世纪 末备受济贫法改革者的关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专职济贫官员的必要性，这也是政府机 制不断完善的标志。济贫官从无到有，从义务到有偿，从无薪到有薪，从兼职到专职， 实现了角色的转换，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英国政府公务员的发展历程。
    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显然不能完全适应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社 会发展的需要。在英国济贫法的实践中，济贫原则就是公众对贫民的责任，整个法律都 是在接受和提供这种假设中构成，17世纪和18世纪的英国在具体实施法律的过程中出现 了变化：由于官员素质不高，中央政府监管不力，体制本身不健全，使得政策在执行过 程中出现偏差，为官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腐败提供了条件；官员权力过大又无监督约束 机制，形式上的监督形同虚设；济贫资金管理不善，漏洞百出；地方保护主义和小团体 教区利益高于一切，济贫法异化等。面对在济贫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人们反应强烈，社 会舆论、群众的呼声在政策调整中的作用显得难能可贵。各地政府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 制定了新的法令，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使济贫工作 仍能继续蹒跚前行。由于缺乏资料，对其效果难以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有一点是肯 定的，英国政府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针对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不断采取积极的应对措 施，及时调整策略，虽然有时这种调整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短期的、临时性的，有时 亦是缓慢的、渐进的，但是可以看出，随时调整政策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是十分 必要的。英国社会保障体系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长期实践，不断改革完善而建立起 来的一整套制度，17世纪和18世纪是其发展艰难、问题重重并出现障碍的时期，面对工 业革命带来的冲击，英国政府仍能稳步发展实属不易，这一切也为19世纪的进一步改革 提供了条件。值得注意的是，从16世纪开始英国政府在解决棘手的贫困问题的同时就已 经注意到住宅环境建设，颁布防止城市建筑过挤过密，注意环境保护，严禁砍伐幼林和 灌木等法令，这是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对当代城市建设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正是由于英国能够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切实有效地、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中出现的 包括济贫问题在内的各种问题，使得英国政府在长达三个多世纪的统治中基本保持稳定 和发展，这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重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