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成王是不信任周公的
    前面已经说过，武王死时，成王并不年幼，作为一个青年天子，王位却被辅政的叔叔所篡得，心里自然是不会容忍的。因此成王对于周公旦肯定是不满，以致和周公旦明争暗斗。这一点，可以从《尚书·金滕》篇看出来。
    《尚书·金滕》篇，主要写的是这样的事：周灭商后二年，武王生了重病，周公作册书向先王祈祷，请求代替武王死。事后，史官把册书放进金属封缄的匣子（金匮）。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周公摄政。三监散布流言，说周公要得成王的天下。周公在朝廷上站不住，就避居在外面。成王没有派人去抓他，但也没有相信他的忠心。后来有一年的秋天，忽然大雷电和大风把禾黍都吹坏了，成王等惊慌得很，打开匣子来看书，看到周公请求替死的祝册，幡然悔悟，出郊亲迎周公。于是，雷电停止了，风开始倒吹，已经倒地的禾黍又重新竖了起来。
    这篇文章，上半篇说的是祖宗的灵魂对于子孙的权力，下半篇说的是上天对于人事的警告。以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来看，通篇文章所写的事情都是不可信的，只能说，是多少年来流传下来的一个关于周公的神话，因此，它对于说明周公是辅政还是篡位，是自己让位还是被迫下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文中有二句话，却颇值得让人玩味。
    “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
    关于此段内容该当何解，历来众说纷纭。争论的关键点在“居东”和“罪人斯得”二个词上，有人认为“居东”，是东征，有人则认为“居东”是东居。至于“罪人斯得”也是说法各异，司马迁说：“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可见，司马迁认为罪人指的是管蔡。《白虎通·诛罚篇》也说：“《尚书》曰‘肆朕诞以尔东征’，诛弟也。”又说：“《尚书》曰‘诞以尔东征’，诛禄甫也。”即《白虎通》所持观点亦与司马迁同。持此观点的还有毛公。对于《诗经·鸱鸮》中的“既取我子，无取我室。”毛公的解释是：“宁亡二子，不可以毁我周室。”《诗经·豳谱》疏说“二子，谓管、蔡。”又说“毛以罪人斯得为得管、蔡，周公居东为东征也。”所以说，毛公的观点与司马迁的观点也是一致的。但是《尚书》的注者郑康成却认为，“罪人，周公之属党，与知居摄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尽为成王所得。谓之罪人，史书成王意也。罪其属党，言将罪之。”他之所以这样认为，也是根据《诗经·鸱鸮》中“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来说的。他认为“时周公竟武王之丧，欲摄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曰：‘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属党。兴者，喻此诸臣乃世臣之子孙，其父祖以勤劳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诛杀之，无绝其位，夺其土地。”《周易集解·蒙·初六》“用说桎梏”这句话，干宝的解释是：“此成王始觉周公至诚之象，将正四国之罪，宜释周公之党。”这个说法。与郑康成是一致的。
    究竟孰是孰非，因为与本文关系不大，暂不讨论，我只是想说，不管大家持何种看法，里面透露的唯一一致的信息就是成王对周公有怀疑。《诗经·鸱鸮》疏正义甚至说成王“疑其将篡”。可见二人的矛盾相当严重。尤其是后句：“于后周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这不禁使人要问，成王为什么要“诮”周公，为什么又“未敢”？《尚书正义》说：“成王犹尚疑公。”又说：“王犹未悟，故欲让而未敢，政在周公。”这就是说成王为畏其威而“未敢诮公”，那周公真是具有“震主之威”了！
    再看一看周公写给成王的诗《鸱鸮》。开篇起兴的第一句就是“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鸱鸮”是一种恶鸟。把成王直接喻为恶鸟，一是可以说明周公在当时是不可一世的，二则可以说明二人的矛盾已从明争暗斗而表面化了。成王作为一个被驾空了的青年天子，假若仅仅是默默忍受，那就不会有后来的致政成王了。
    5.周公被赶跑
    综上所述，周公在执政称王以后，首先受到了自己的兄弟管、蔡的进攻，朝中的大臣和诸侯也不愿听其命令，和他一块辅佐成王的召公也怀疑他，年轻的成王与他更是矛盾重重。这样众叛亲离的一个人，在政治舞台上能够表演多久，的确是一个令人关心的问题。
    历来的说法都是周公一年救乱，二年克殷（管、蔡）、三年践奄（剪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我认为，这是历代的儒生们为了美化周公，而将周初的一些重大事件都加在周公头上而编造出来的。事实上，周公并不是还政于成王，而是被赶下台的。
    从道理上讲，摄政还政，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件大事，尤其是周时，每发生一件大事，便会由周王发一篇文告，或由史官记下来，这些资料均被收入《尚书·周书》，可是，遍查《尚书·周书》，唯独没有关于周公还政成王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