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资本侵入东方国家并把它们强行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导致了十九世纪自马格里布到马来群岛的广大地区的民族革命和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高涨。但是只有日本，却由于1867-1868年的政治事件和随后进行的社会改革，得以保持了完全的独立并踏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些社会改革在日本统称“明治维新”，历史学上也常常称之为“明治革命。”
    要阐明东方国家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类型学，并确定其在资本主义发展和确立这一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就不能不运用历史比较这种研究方法，把“明治革命”当作历史社会学分析的对象来加以研究。马克思主义运用这些方法的原则，和资产阶级比较语言学这种形式主义的比较方法是根本对立的；如果使用后一种方法去评述“明治维新”，就会把它的政治问题和社会经济实质割裂开来。日本的半官方史学把1867-1868年的事件解释为恢复了日本国家权力的天皇的王政复辟，而大多数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则把它看作是在西方列强的领导作用下进行的国家“欧洲化”过程的开始。美国人则发明了一种“近代化”的理论，并以此为依据而把“日本的发展道路”说成是获得了独立的国家的“样板”。
    在进步史学中，对1867-1868年事件的研究是和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其特点是资本主义结构脆弱和资产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的特殊性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的。而外部因素则被视为一种催化剂，它加速了处于“明治革命”前夜的日本社会中潜在发展的那些内部过程的成熟。无论是在苏联史学家中间，还是在那些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进步的日本学者中间，都存在着对这一现象骤然看来是互相对立的不同评价。
    在三十年代初的苏联史学中，把“明治维新”的实质评价为以非革命方式，而有时则直接说成是以改良主义方式来解决资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任务。О。В。库西宁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报告写成的论文，把日本事件看作一场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改革”，其结果是形成了半封建的绝对主义君主制，并使资本主义沿着上升着的资产阶级与封建的大土地所有者之间妥协的道路发展，甚至欧洲最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比“明治革命”深刻些。①几乎与此同时，И。М。马依斯基在以笔名出版的书中，阐明了这样的看法：“日本国内封建主义的消灭不是通过革命的法、美道路，而是通过反动的普、俄道路完成的。”②甚至最近还有类似的评价。
    大多数当代苏联史学家都把“明治维新”看作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他们总的意见是，由于1868年变革的结果，日本的政权由封建的反动派（以“僭权者”将军为代表）手里转移到了进步武士贵族阶层（以“合法的”天皇为代表）的手里，而后者客观上代表了新兴的所谓半封建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尽管随后进行的一些改革具有不彻底性和妥协性，但这些改革还是引导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一般说来，革命“未完成”的概念，总是和社会经济变革的不彻底性联系在一起。对于没有越出封建阶级框框的政治上层建筑领域变革的特点，有些人是用列宁的下述语录来加以解释的，这就是：“直接为某些观点辩护的人是谁，这在政治上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观点、这些提议、这些措施对谁有利”。③但是，日本在1868年以后进行的改革，实际上不仅对萌芽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十分有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利于旧封建藩主，因为改革使他们能够照样执掌国家政权，并能不费气力地变成财政寡头、银行存户、股份公司股东和工业企业的所有者。在很多情况下，革命“未完成”这个概念，是和政治上层建筑领域中社会变革的未完成联系在一起的。
    一部分日本进步史学家认为“明治维新”是一次特殊的资产阶级革命。其中有些人认为，这次革命的结果是形成了绝对主义，其形式是通过内部发展的途径直接转变为资产阶级政权。在日本二十-三十年代的论争中，服部之总首次把“明治维新”解释为向绝对主义过渡，不过，他把这个过渡看作是统治阶级自己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英国人W.比斯里也在某种程度上提到了革命和绝对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在西方史学界第一个对“明治维新”的社会政治史作了专题学术研究。他不认为日本的事件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因为它没有社会目的。他认为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的政治运动既不是资产阶级的，又不是农民的，也不是绝对主义的。因为民族复兴和国家统一的要求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所以W.比斯里认为，可以使用“民族主义革命”这一术语来概括日本的事件。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把绝对主义趋势的产生同下列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资产阶级形成过程的开始、农民运动的激化、（尤其重要的是）为国家集权创造必要前提的全国范围内的劳动分工。
    大多数当代日本进步史学家都把日本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事件解释为通过“绝对主义改革”方法进行的封建统治改组。始终坚持这一观点的是远山茂树。他认为，临近土地革命前夜的人民群众给了幕府以决定性的打击，但是，封建主阶层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了他们，然后把他们的积极性引向邪路，并在适当时机镇压了他们。这一论点正是苏联史学家和日本进步史学家之间的根本分歧所在。前者认为“明治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后者则仅把它看作统治阶级自身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后一种观点的拥护者们引证了下述事实，即在1866年达到最高潮的人民运动到1867年秋至1868年春，也就是在“明治革命”完成时期，却举行了狂热的宗教游行和舞蹈--这是统治阶级在自己的危急关头专门用以分散群众的革命精力的传统仪式。因此，1868年的变革不是发生在人民斗争的高潮中，相反地，是在其低落时期。苏联史学家通常把这一现象看作是反封建运动不断发展的标志，而把日本这一时期的所谓“奇兵队”组织--它是尊王派从平民中征集来的--作为论述1868年变革的革命性质的最重要论据。远山不认为这些部队真正是人民的，因为“人民的动员是由上边进行的，而且队伍的领导权全属于下级武士”，把义勇队纳入贵族阶层之后，统治阶级就可以利用群众反封建的战斗激情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甚至转而用义勇队来镇压农民起义。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