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民族主义”，是所有亚洲国家在十九世纪反对外来侵略时所具有的共同特点，而日本的民族主义却在极短的时期内采取了十九世纪欧洲的俄国、波兰和西班牙解放运动中所明显表现出来的一种类型学上的“贵族革命性”的形式，封建天主教的西班牙反对拿破仑入侵的民族解放斗争开辟了其资产阶级社会变革的时代，它在1808-1874年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一例证为“明治革命”的历史类型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应当特别指出，日本和西班牙两国的革命运动所面临的客观任务是共同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西班牙的国家制度只是在纯粹外形上与欧洲的绝对主义君主制度相仿，而就其实质而论，则更加接近于亚洲的专制主义的统治形式。同时，由于“贵族革命性”占据优势地位及国内一系列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西班牙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和日本一样，采取了敌对王朝利害冲突和中世纪内战的形式。马克思对西班牙事件的分析指明，“贵族革命性”的不可分割的属性是它的反革命性。（12）所以，日本著名史学家羽仁五郎的下述见解颇资借鉴：“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从一开始就……包含有反革命的因素。”（13）但是，“贵族革命性”的复杂的而又内在矛盾的统一性的实质在于，其代表人物所采用的反革命措施，如一些日本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不是用来保持封建主义的基础，而是用来改良主义地解决资产阶级社会变革的成熟任务。（14）
    在这种“贵族革命性”的一定历史范围内，革命和改革的具体关系在日本的表现，就带有一系列由其内部特点所决定的特殊性。在1867-1868年的事件之前，封建主阶级的所有阶层开始明白，为了阻止人民革命和保卫所谓全民族的（也就是国家的）利益，有必要进行一系列政治改革。大多数日本进步史学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服部和远山都断言，在日本存在着以幕府为首和以天皇宫廷为首的实现绝对主义的两条道路。根据W.比斯里的见解，事实上，两者之间的斗争不是由于实行不实行改革，而是由于由谁来实行改革而引起的。解决这一争端的1868年变革（在颇大程度上是由于大部分藩主不满意幕府损害他们的封建特权）是对天皇宫廷有利的，这场变革具有和平的不流血性质。广大的社会阶层完全没有参加这一变革。稍后开始的“昙花一现的内战”（因将军拒绝向天皇屈服），使两支封建武士部队发生冲突，但这两支部队基本上都相当顺利地抑制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这样一来，在日本存在着历史上形成的两个政权中心的情况下，两条改造社会道路中的任何一条都离不开“自上而下”的行动。
    日本资产阶级进化过程的加速也和“明治革命”的特殊性一样，只能从西方列强采取的政策中去寻找原因。已被置于国际资本的半殖民地、经济落后的市场地位的日本的统治者，和第一次西班牙革命时的中央洪达（即中央委员会--译者注）一样，“得到了一个幸运的机会：内部的动荡和防御外来进攻的必要性同时发生”，从而造成了“把社会改造和保卫民族的防御措施结合起来”的可能性。（15）但中央洪达又“竭力阻止二者结合”。（16）日本的倒幕势力在西方的炮口下，被迫放弃了“攘夷”斗争，在战略和战术上找到了把改造和自卫手段结合起来的正确方法：通过采取西方列强推行的“开国”政策来实现“富国强兵”的口号。W.比斯里认为这条“最少痛苦的”自强道路乃是“攘夷”思想改头换面的重新表现--“把对外国人的仇恨和近代化的思想汇成一体了”。（17）用这种战略手段使英国（尔后还有美国）从支持将军作为日本的主要稳定力量，变成了支持倒幕势力，并帮助“尊王派”防止可能爆发的革命，消灭德川幕府和着手实现政治和社会的改革。
    英国的这一立场，主要是由于当时遍布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而造成的不利形势所决定的。英国政府决定支持日本进行旨在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其中包括在保护封建主权力的情况下，废除封建特权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英国政策的这一方针在“明治革命”开始之前，就已由驻日公使阿礼国基本上拟就，并被他的继任者巴克斯付诸实施。日本的改革是在英国驻日公使馆秘书E.萨托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当然，日本早期资本主义关系因素的产生也是日本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内部进程的结果。但由于外部的影响加速了封建主义的瓦解，以致于使得资本主义的局部规律越来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普遍规律的特殊表现形式。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普遍规律既影响了日本“贵族革命性”的发展过程，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明治革命”的进程及其结果，这一点不仅和那些在一定范围内完全局限于民族和地区因素影响而进行的早期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比起来是如此，而且和西班牙（在这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规律性在颇大程度上由于西班牙对其殖民地的掠夺而失去效用）1808至1874年的一系列未完成的革命比起来也是如此。这些规律性在日本并没有表现出象后来的帝国主义殖民地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形态变化，而由于资产阶级经济统治在世界舞台上的确立，这些规律在日本只发生了部分的变形。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在1848年在描述这种变形时说：“它（指资产阶级--作者注）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忧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就是说，变成资产者。”（18）马克思把十九世纪中叶强使日本对西方贸易实行“开国”，看作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进入完成阶段的标志之一。（19）
    因此，日本的社会政治进程和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表面上的某些共同点，对理解“明治革命”的特殊性并无裨益；“明治革命”“不同于荷兰、英国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发生在欧美前垄断资本主义达到高度发展并很快进入垄断阶段的时期……封建日本较其他东方国家早半个世纪，几乎是与俄国、德国和意大利同时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20）前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发展阶段的规律性，为上述国家“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通过资本主义的进化发展，不是通过革命来推翻绝对主义，而是缓慢地向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的进化提供了可能性。”（21）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决定条件是“下层”的阶级斗争，而他们的革命主动性则被“上层”所压抑。在评述这种解决社会演变的迫切任务时，恩格斯写道：“自下而上进行革命的时期暂告结束了，跟着来的是自上而下进行革命的时期。”（22）
    体系的总规律性对日本社会的社会政治变化形态的特殊性产生了影响。要知道，日本在那些“不是作为客体，而是作为主体”（23）而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之中是最后一个。但在我国的文献中，尽管对“明治维新”的实际情况作了分析，并由此直接确定了它的根本特征是由旧的非资产阶级的政权逐步采取个别步骤来进行资产阶级改革，使封建政权转变为资产阶级政权。但这些文献却很少使用“自上而下的革命”这样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