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看地理环境的影响。
    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地形、地貌繁复，气候丰富多样，多条江河纵横，天然特点而自成一个自然地域。
    东部是漫长的海岸线，太平洋一望无涯，波涌际天，无垠的水域，长久以来被中国古人视为“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⑧难以横渡的“大瀛海”，成为中国人与外界隔绝的障碍。在北方“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⑨戈壁沙漠，亚寒带原始森林严密地闭锁了人们的北行之路。西北，古人称其地“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⑩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葱岭等雪峰横亘，“山路艰危，壁立千仞”，尽管有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但交通险阻，古人视为畏途。西南是“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可可西里山等山脉造成的地理障壁，更甚于其它地区。
    地理条件的独特性，对中国疆域的形成影响很大。在中国这个自然区域中各个社会集团的活动主要受到整体的影响和约束。在政治上，表现为明显的内向性和要求统一的趋向，在疆域上，历代统治者都以这一自然区域作为其划定疆界的范围。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中曾深刻地剖析了地理环境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疆域形成的影响：“中国的地理条件，哺育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几十个民族，……这是因为：第一，汉族聚居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其地理条件的优越，生产的发展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并在物质上、生产技术上和文化方面影响着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因而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凝聚力。这种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凝聚力，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第二，在东、南濒海，北有沙漠，西和西南有高山的地理条件下，周边少数民族向内地发展比向外发展要容易得多，因而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内向性。这种自然的内向性与上述自然凝聚力的结合，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各族间的联系的纽带。”（11）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中也阐述了上述观点，他说：“东亚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界说，从地理上说是将亚洲一分为二的那片高山沙漠大屏障以东的地区……一个地区是亚洲腹地，尤其是蒙古、新疆和西藏，这些地方的游牧民族在历史上通过商业、战争和征服与中国居民有着难以分开的联系。”（12）。
    美国西部的地形则不能与中国边疆地区相提并论。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是中央低地。中央低地西近大平原，北到五大湖，南临墨西哥湾，绝大部分海拔在300米以下，地势平坦。中央低地以西是一望无际的太平原，大平原向北与加拿大境内的大平原连成一片，只有极个别地方，稍有起伏，其气候属温带草原气候。大平原的西部边界是落基山脉。在落基山脉以西，喀斯喀特--内华达山脉以东的地区是一个山间高原盆地区。这个地区的北部是高度大体不超过海拔1000米的哥伦比亚高原，东南部是海拔2000米左右的科罗拉多高原，其余部分总称为大盆地。一般说来，哥伦比亚高原、科罗拉多高原、大盆地都比较平坦。在喀斯喀特--内华达山以西、海岸山脉以东的地区有两个狭长的山间陷落谷地，一为北部的咸拉麦特谷地，一为南部的加利福尼亚谷地。
    显然，美国西部的自然条件要优越得多，其地形复杂程度比起中国边疆地区来远远不迨，中央低地河流密布，森林翳蔽天日，山地平坦开阔。加利福尼亚等地丰富的金矿，得天独厚的适宜农耕和畜牧业的自然条件，强烈地吸引着迁往美国西部的移民，加快了他们向西部开发和进行土地扩张的速度，并在短短的一个世纪就奠定了美国广阔的版图。
    其次，传统的中华文化对中国疆域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中国疆域幅员辽阔、腹地纵深，气候类型完备，形成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多元状态。中国疆域较其他文明中心距离遥远，也导致了中华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封闭性。这两点在清代表现得十分明显，十八世纪，清朝政府本可以突破传统疆域，向外拓展，但乾隆皇帝用兵统一边疆的范围基本上未超过历史上的疆域界线。考察其原因，一方面，清统治者继承了传统的中华文化观，即保持中国疆域相对封闭的格局，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不但从地理位置上，而且也从文化意识上，自认处于“世界中心”。乾隆帝用兵西北，首先考虑西北疆域的历史沿革，作为其统一和划定疆域的依据。乾隆说：“汉时西域塞地极广，乌鲁木齐及回子诸部落，皆曾屯戍，有为内属者，唐初都护开府，扩地西北边，今遗址久湮，著传谕鄂容安，此次用兵，凡准噶尔所属之地，回子部落内，伊所知有与汉唐史传相合，可援据者，并汉唐所未至处一一询之土人，细为记载，遇便奏闻，以资采辑。”（13）乾隆自称“天下共主、中外一体”，但又拒绝哈萨克等部纳入中国版图，乾隆称：“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14）
    清朝政府称边疆各部、跨界各部族和境外相邻的诸部为“藩部”，藩部又分内藩和外藩，外藩中有属于中国的藩部，也有不属于中国的藩属、外夷、边外诸部和属国的不同称呼。十八世纪，位于中亚的藩部纷纷臣服于清朝，如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各部、帕米尔以西的巴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浩罕等部先后遣使入贡，称臣于清。清朝严格区别这些藩部与内外蒙古、西藏、阿尔泰乌梁海、唐努乌梁海等藩部的界线。乾隆皇帝的基本政策是“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他，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佐领。”（15）当时清朝划分疆界的原则是“以葱岭为纲，东新疆，西属国”，“逾葱岭而再西北为安集延，西南为巴达克山，为爱乌罕，虽亦皆回教城郭之国，然岭以西之属国非岭东之郡县矣。”（16）清政府对葱岭以西诸部的原则是互不骚扰和平睦邻关系，从未在这些中亚藩国里派驻军队或巡视，没有在其地设置过任何行政和军事机构，没有委派官吏，也没有派人去其地征收过赋税。法国人莫理斯·布郎曾这样评价当时清朝的政策：“中国的外交策略愿意对这些遥远的入贡者发号施令……，它明智地满足于拥有皇朝最高权力遍及世界边缘的名声。它实际的作用，除了在浩罕比较其它所有地方更活跃外，只限于保持藩属入贡者之间的和平，要求他们尊重并保持帝国的领土。”（17）
    此外，中美边疆在十八世纪另一个显著的不同点是：美国边疆是“移动边疆”，相对而言，中国边疆是“固定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