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开发的生产技术陈旧而落后，文化障碍、资金障碍等因素是落后的重要根源。这就造成了开发主体无力投资生产技术的改进，只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
    就经济活动而言，边疆开发能否迅猛发展，除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等经济因素外，政府在边疆开发过程中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十八世纪，中国清政府的封禁政策阻碍了边疆开发的发展。清政府多次颁布不许内地汉民进入东北和蒙地开垦地亩的禁令，也不准汉族农民携眷属入台承佃耕作，禁网重重。清政府的封禁政策是一种社会短期行为，它片面追求近期和局部的社会控制目标，忽视和否定社会发展的长期、整体目标。不可否认，内地移民向边疆地区的迁徙并未因清政府的封禁政策而中止。但政府的封禁措施对边疆的开发进程影响是很大的。十八世纪，康熙、雍正、乾隆皇帝殚精竭虑，惶惶求治，是中国历代封建君主中的佼佼者，但是他们受中国传统儒家文代的影响，以“天下太平、长治久安”为最重要的目标，因而往往不能够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置于与安定边疆同等重要的地位，失去了宝贵的历史机遇。
    当然，十八世纪新疆的农业屯垦开发轰轰烈烈，有一定的成就。但是也应该看到，由政府主持的大规模的开发活动往往都是追求政治和军事力量的附产物。清政府在新疆采取屯垦开发的方针是以边养边，因而新疆开发不能不受到局限。
    对于美国移民向西迁徙，美国政府从未象清政府那样实行封禁政策。起初，美国联邦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于1785年颁布的土地条例规定：西部已有的国有土地由政府分块向移民出售，出售土地的最小单位不得少于640英亩，每英亩最低售价为一美分，买者必须在一个月内将款交清。由于美国政府所规定的售地面积太大，售价太高，因此剥夺了许多贫苦移民购地的机会，造成了土地投机的盛行。在广大下层移民的斗争压力下，美国政府改变政策，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颁布《宅地法》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壮举，它造就了美国西部大批独立的小农，有力地推动了美国西部移民的浪潮。
    中国清政府的政治体制属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美国的政治体制属于资本主义民主联邦制。其实，在边疆开发的实践活动中，无论哪一种体制都具有各自的优势。中央集权制有利于不同的开发行为主体粘合起来形成一种合力，克服边疆开发过程中的分散性；民主联邦制有利于使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具有灵活性。在清代边疆开发中，由于国民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开发投资，因此政府必须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边疆经济开发的行动管理者，又是边疆经济开发的重要投资者。
    在美国西部开发中，美国政府基本满足了边疆开发活动对政府角色期望。在西进运动中，联邦政府对经济较少有直接干预，美国移民的投资费用往往都是个人自筹解决，没有出现过中国边疆开发中由清政府直接组织的那种移民活动。可是美国联邦政府对边疆开发的措施却切中肯綮。首先，美国以公有土地出售收入款项作为财政补贴用于西部交通开发。据统计，在1850-1877年间，联邦和各州政府共拨给各家铁路公司土地约二亿英亩，为铁路建设发放贷款近6500万美元，其次，美国政府注意发展教育，鼓励技术发明创新，虽然这些投资不象投资于西部的农业和工矿业开发那样可以取得明确而迅速的经济效益，但它在美国西部开发中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服务，促进了全西部社会经济宏观总效率的提高。
    美国西部开发是美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历史现象。在此期间，美国社会结构中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子系统呈现出一种精微的统一和自然的整合，使这种社会结构下的人们的生产、经营能动性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从而使美国西部开发得以急骤进行并使美国西部实现了经济上的起飞。十八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因为在一定结构下，社会发展并不是无限制地处于上升状态，所以当社会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大部分实现之后，其速度就会趋于缓慢。清代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发展停滞、徘徊的历史趋势决定了清代中国边疆开发的发展缓慢性。虽然十八世纪中国边疆开发促进了边疆地区落后经济面貌的改变，但这种开发多属于内地社会、经济和文化模式在边疆地区的复植。
    对清代边疆开发和美国西部开发进行比较研究并不是为了贬此褒彼，而是为了从两者的特质与其共性中寻找出一些对历史现象发生的原因的客观解释，以便于总结经验和教训，推动今天的边疆开发活动。
    注释：
    ①《旧唐书·地理志》。
    ②《宋史·地理志序》。
    ③《元史·地理志》。
    ④《明史》卷40、《地理志一》。
    ⑤见《嘉庆一统志》，《西域图志》、《卫藏通志》、《大清会典》。
    ⑥毕林顿：《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中译本第60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