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边疆开发 十八世纪,中国在边疆地区的开发是中国各族人民在此以前开发建设边疆历史的延续和发展。在清代以前,无数名不见经传的劳动人民手足胼胝,默默无闻地谱写了中华民族开发边疆的宏伟历史;另一方面,许多才干卓异的帝王、官吏对边疆开发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十八世纪,中国边疆开发的事业承接着前代边疆开发的流绪,进入了一个更为波澜壮阔的时代。因此,清代的边疆开发,应该说是中华各民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已开始在上述边疆地区从事开发活动的宏伟历史画卷中的一个精采片段。 美国的西部并不是美国过去早已据而有之的领土,其西部开发带有暴发式扩张领土的特征。换言之,美国的西部开发是名副其实的开疆拓土的活动,与中国清政府统一边疆各地区后进行的开发活动存在着明显区别。 十八世纪,中国处于“康乾盛世”时期,国泰民安,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全面发展,社会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边疆开发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美国西部却仍为印第安人所控制,一直处于原始状态。从生产技术上看,当美国最初开采加利福尼亚金矿时,其技术简直与清代边疆地区的采金技术相差无几。为什么美国的西部开发能够以急骤的速度迅速完成呢?下面通过对社会经济组成因素的对比,来阐明这些因素的互动关系,以探究两国边疆开发中社会经济运动机制的差异。 1.劳动力 十八世纪中国移民不象美国那样自东向西呈单向流动,而是多方位地向边疆地区如水银泻地般地扩散。十八世纪中国人口翻了一番,从1亿数千万进而突破3亿大关,为了解决人口与耕地的矛盾,“走西口”,“闯关东”,赴台湾便日益盛行起来。但是,整体来看,中国人口分布明显具有由沿海向内地递减的趋向,如华南,从广东经广西到云南,由每平方公里172人递减到16人;在长江南岸,从江苏经安徽、湖北到四川,由每平方公里448人递减到84人;在黄河两岸,从山东经河南、山西、陕西到甘肃,由每平方公里225人递减为32人。由以上估算可知,人口压力比较大的地区是东部,而西部相对来说不甚严重,是人口稀疏区。 美国西部移民活动和中国十八世纪边疆地区的移民活动都是环境移民。不过美国西部移民一般都属于变革型环境迁移,中国边疆地区的移民活动一般属于保守型环境迁移。美国西部移民不仅是一种横向社会流动,而且对不少移民来说是一种纵向社会流动的机遇。标榜人人平等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成员的纵向流动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加剧了社会成员为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获得威望、影响和财富的竞争。在美国西部开发中,不少移民并非因为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踏上西进的征程,而是为了爬上社会阶梯的高层,实现自己追求名利的抱负。 中国清代移民迁徙边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不是为了满足移民主体的社会和精神等高层次需要。有清一代,我国人口总是基本上保持增长趋势,使人口再生产与生活资料再生产的不协调关系日益恶化。然而,由于土地成本增加定律的限制,我国长期以来精耕细作的生产增长达到极限,从而使再向精耕细作的土地追加投资已经成为“不经济”。内地许多地区人满为患,一些内地人民不得不到谋生相对容易的边疆地区寻觅生路,总体来看,我国移民迁往边疆往往是为了谋求生路而出于无奈,并不像美国西部移民那样追求冒险性的开拓事业。 中国边疆环境移民的保守性和美国西部环境移民的变革性还可以以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在美国西部开发中,许多西部移民“奋力前进好象受到时间的催促,唯恐找不到用武之地。”(29)他们一踏上西进征程便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他们西进的队伍好象由诸色人种组成的拼盘,没有明显的移民来源界限。中国人口分布的惯性远远大于美国人口分布,人们在正常情况下,绝少迁移活动,即使迫不得已向边疆地区迁移,也多选择邻近省区为迁移的目的地。 2.资金。 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既需要开发主体进行数量较大的一次性投资,也需要开发主体进行逐年增加的累积投资。中国边疆移民绝大部分是贫苦农民,所携资金往往是区区微数,甚至除自身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边疆地区,经济长期陷于停滞状态,少数民族人民衣食不周,生活水平极低。总之,中国边疆开发主体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资金稀缺是限制边疆开发的一大因素。 在美国的西进运动中,土地投机商、奴隶主、农场主是推动美国领土扩张的决定性力量,小农和其他劳动者则是西进运动基本力量,人数众多。美国西部大片未开垦土地的存在,使农业资本家不必为支付高昂的地价而减少直接生产投资,有利于吸引农业资本家对西部土地的投资,有利于西部土地以及土地的资源得到充分开发。 3.生产技术 在美国独立之初,美国工业基础薄弱,生产技术落后,而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并对美国实行技术封锁以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但美国竭力从英国吸收先进技术,积极创新,层出不穷的技术进步是美国西部开发的引擎。每当美国西部开发在遇到自然壁障而呼唤相应的科学技术这一神奇法宝时,应运而生的科学技术便创造出来,成为征服自然壁障的利器。先进的生产技术是美国开发事业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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