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外贸易方面，康熙在收复台湾后不久即于1685年“开海禁”。康熙打破明朝“海禁”的传统，他的指导思想是开放对外贸易对国计民生有利。康熙同他朝臣的一段问答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7月， 康熙责问奉差福建广东展界内阁学士席柱说：“百姓乐于沿海居住，原因海上可以贸易捕鱼，尔等明知其故，前此何以不议准行？”席柱辩解说：“海上贸易，自明季以来，原未曾开，故议不准行”。康熙当即指示：“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25）
    康熙开放对外贸易的主要措施有二：一是在澳门（后移广州）、漳州、宁波设置海关，作为对外通商口岸；二是对西洋来华贸易各国，最初还要求朝贡，而不要求受封，例如荷兰在1669-1686年数次朝贡，其输入物品“名为贡品，实系商品”（26），后来连朝贡也不要求了，例如1698年清政府许可英国东印度公司北上浙江舟山（定海）互市时就没有以朝贡为条件。
    然而，康熙对外贸易政策并非对外贸易放任自由的政策，而是根据独立自主的原则制定一系列贸易管理措施，主要的有：一、将对外贸易包给政府特许的“行商”（通称“十三行”）经营，外商来华不得与其他中国商人直接交易；二、洋船入港之先，查取船上所带火炮，才许靠岸，交易完毕，再行发还；三、洋船船长（“大班”）等登岸后，须投宿于所谓“夷馆”等。（27）
    康熙对外开放政策的另一方面是放手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在不许干涉中国内政的前提下允许西洋传教士来华传教。但传教士来华是以向中国传播西洋科学技术为手段，而以打入清政府、搜集中国情报、在中国官员中培养亲西方势力为目的，与康熙所追求的目的和采取的手段恰恰相反。所以康熙统治时期对外始终贯穿着渗透反渗透的斗争，对内则贯穿着排外反排外的斗争，而总的说来，康熙比较恰当地处理了这些矛盾，表现了高超的领导艺术。
    康熙处理杨光先排教一案和罗马教皇干预中国教徒拜祖一事，给他对传教士的政策作了注脚。
    康熙亲政前发生一起排教案件。有个官生叫杨光先的，控告钦天监传教士汤若望“以修历为名，阴行邪教”。（28）当时辅臣鳌拜当权，将汤若望判罪，改任杨光先为钦天监，恢复旧历。这个案件到康熙亲政后，又翻了过来。杨光先因推闰失实，旧历不及新历准确，杨以诬告罪遭流放。杨愤愤不平，著《不得已》一书，揭发天主教的阴谋活动，但他说“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29），走排外极端，他的主张不为康熙所采纳。
    康熙重用传教士，使他们“各献其长，出入禁庭”（30），但给传教士的活动定了一个杠杠，就是必须遵守康熙所说的“利玛窦规矩”。就是说，耶稣会同意把基督教同中国拜祖先的习俗调和起来，让中国教徒拜祖。但1704和1720年罗马教皇两次派使节来华，禁止中国教徒拜祖先。至此，康熙于1720年断然禁教。
    印度莫卧儿王朝对西方殖民侵略采取与康熙截然不同的对策。
    在奥朗则布以前，莫卧儿两个皇帝日汉哲（1605-1628年）和沙杰罕（1628-1657年）对外推行以英制葡，不妨说，印度式的“以夷制夷”的政策，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东西两海岸以及首都获得了武装据点。
    到了奥朗则布，他变本加厉地推行对英妥协政策。其具体做法是：一、默许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建立起一整套管理机构。1658年东印度公司成立苏拉特管区（presidency），设董事会（council），管辖公司在印设立的许多商馆，接着又增设马德拉斯、加尔各答管区。就马德拉斯管区而言，它的权力是“建立在英王特许状和印度统治者默许之上的”。（31）二、纵容东印度公司在商馆所在地行使司法权，不但审理英侨案件，而且根据英国法律审理印度人。（32）三、给予东印度公司印度内河（恒河）航行权。四、1680年奥朗则布特颁一道敕令，规定外商来印贸易，缴纳3.5％的“统一进口税”后可将货物免税运往莫卧儿帝国任何一个地方。（33）
    对奥朗则布更严峻的考验发生在1686-1890年英印战争中。一个战场是在孟加拉。东印度公司借故发动战争。孟加拉地方当局派兵予以严惩，英人溯胡格里河仓皇逃命。另一个战场是在西海岸。公司因要求扩大贸易特权未遂，用海军封锁苏拉特，莫卧儿军队予以还击，包围了孟买英人据点。奥朗则布一度下令逮捕所有在印英人，没收商馆，并停止对英贸易。但正当英国侵略军节节败退的时刻，1690年2月奥朗则布突然宣布，他宽恕了英国人，愿同公司议和。被马克思斥为“狗子”的英国侵略者“得到奥朗则布的许可，结束了放逐生活，回到原地”，“奥朗则布还准许公司购买三个村落，即加尔各答”。（34）此外，奥朗则布接受公司十五万卢比的所谓“罚款”。命令孟加拉省督，“让英国人在孟加拉自由地进行贸易，不要再找他们的麻烦”。（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