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家康锁国政策所产生的后果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日本学者对锁国政策虽然评价不同，莫衷一是，但在一点上的看法是一致的，即锁国政策结束了封建割据，给日本带来了和平。例如，基本肯定锁国政策的内田银藏说：锁国政策对日本利多害少，而其有利的一面就是“维持了国内和平”。（54）否定锁国政策的北岛正光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国际孤立带来和平也是事实。”（55）
    第二，限制对外贸易政策有利于日本养蚕种棉和纺织业的发达。德川幕府发布锁国令时允许荷兰和中国商人来日进行有限额的贸易。纺织品进口的削减以及随后十七世纪末中国生丝的削减促进了日本棉花种植业、养蚕业以及手纺织业的迅速发展。（56）
    第三，锁国政策从根本上取缔了天主教，使日本解除了教派对立这个一直祸害印度的隐患。一位西方日本问题专家说：岛原之乱以后，“基督教已不复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宗教存在于日本”。（57）应该指出，信仰天主教的日本农民是无辜的，在岛原之乱中，连初生乳婴和母亲都遭幕府军的残酷杀害，这种暴行应受历史谴责。
    第四，锁国政策无疑也给日本带来一些消极影响。长期锁国使日本社会停滞、商品流通限于国内市场等。
    总的来讲，锁国政策结局的主导方面是它保证了日本长时期国内和平环境，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有利条件，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日本才能在“迎来西方扩张的挑战时，远比中国有准备得多”。（58）
    综合比较
    在分述十七世纪中印日对策及其结局的基础上，可试图作一综合比较。当时三国在社会形态上都属封建社会，又都遭受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具有相似性。但我们的主要课题是探讨三国对策的差异性，否则我们的研究就会流为三国对策的简单的相加。有的学者把日本锁国政策归结为封建保守政策。就其对内涵义而言，这观点当然正确，事实上康熙和奥朗则布的政策又何尝不是为了巩固各自的封建统治，问题是这样我们就无从进行历史比较了。
    然而，对三国究竟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来比较呢？还是马克思有关论述给我们提供了理论指导。马克思在《印度史编年稿》中肯定了反殖民斗争和一切有利于这一斗争的内外政策，而否定了对殖民者的妥协行为和一切不利于反殖斗争的内外政策。马克思赞许1765年孟加拉省督达乌拉曾一度“彻底地把英国不速之客肃清”。马克思强调在同殖民主义进行斗争中印度人民的团结，特别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此他高度评价莫卧儿王朝的阿克巴皇帝是一位大力促进印回团结的伊斯兰君主，而以否定的口吻评论奥朗则布迫害印度教徒的政策。（59）我们从反殖的立场出发，试作一综合比较。
    第一，国家的统一，民族或教派的团结是反对殖民主义的根本保证。清初中国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大体上保持国家统一的局面。日本德川幕府在与封建割据势力斗争中也实现了国家统一，只有印度莫卧儿王朝始终没有取得南北统一，因此在反抗殖民侵略方面中日两国比较印度处于有利地位。印度史学家潘尼迦论证这一点说：“在中国，外国人每件事情都不得不向中央政府交涉，而在印度，英、法公司则同地方省督打交道，因而他们能够对印度地方势力施加压力”。又说：“正是由于德川幕府拥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日本才能面对世界而无所畏惧。”（60）然而，国家的统一必须是建立在民族或教派团结的基础之上的。相比之下，康熙加强同蒙族和藏族的联系，采取废止圈地等措施，以打破满汉之间的民族壁垒，都着眼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团结，巩固国基。奥朗则布则以狭隘的教派主义谋求统一，结果事与愿违，国家陷于更加严重的分裂状态，为外敌所乘。可见以民族团结求统一则统一存，以民族偏见或教派偏见求统一则统一亡。
    第二，在对外贸易方面，康熙贯彻贸易自主的原则，开放三个口岸，制定管理法规，外商来华，既不能携带武器，也无永久性的贸易场所，只能同清政府指定的行商进行合法贸易。外商在印度则不然。奥朗则布放任他们“自由地贸易，不要给他们找麻烦”，特许他们成立永久性的商馆。商馆一般由欧洲士兵驻守，辅以印度雇佣兵。名为商馆，实系兵营。商馆又是英人在印度的居留地，几个商馆组成管区，成为国中之国。德川幕府也曾允许外商设立商馆，赋予种种特权，但为数不多，且限于平户一地，贻害较小。
    第三，康熙反对殖民主义，但并不排外，允许传教士在“谨守中国法度”（康熙语）的条件下在中国传教。德川家康为了贸易利益也曾对传教士采取宽容政策。但后来因为在中国罗马教皇禁止中国教徒拜祖，在日本天主教支持反德川势力，中日两国政府先后下令禁教，所不同的是，禁教后，康熙和雍正仍许少数传教士留在北京治历法，而德川则将传教士全部肃清，或驱逐出境，或处以死刑。
    第四，在司法权问题上，清政府坚持外人在华犯法，必须受中国法律审理。奥朗则布纵容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行使领事裁判权。德川幕府初期也曾给予外人以领事裁判特权，以招徕外国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