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马斯泰洛内教授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的发言稿，他打印后特意提供给译者。在这篇文章中，马斯泰洛内教授不但谈到了战后意大利学术界对意大利近代史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状况以及他本人的观点--也是他的三卷本《欧洲意识形态史》的基本观点，而且述及战后意大利史学方法论的若干倾向及其产生背景，可作我们了解和研究这方面情况的参考。由于篇幅的关系，翻译时对原稿作了某些删节。--译者
    当前，在人文主义至浪漫主义这个时期的研究方面，意大利史学有哪些倾向？要勾画出这样一个轮廓并非轻而易举。我们时代的各种文化源流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使人难以看出主要的特征；范围较狭的专业研究把自己的方法论特点隐藏在书目索引或者大量资料的背后；有些著述仅仅是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尽管作者声称要树立真理云云。如果说要在这方面作一个概述已经很难，那么要保持一种没有偏颇的公正立场更是难上加难。
    对于意大利人民来说，战争年代（1940-1944年）留下了痛苦的经验，对于这个国家的集体思想方式具有深刻的影响，标志着文化上的一个深刻的“转折”。除了战争期间的各种事件，还必须看到战后的一系列问题：伴随意大利由君主制转为共和制而产生的新的政治方向、与恢复建设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压力、认识法西斯主义根源的需要、在抵抗运动中诞生的各个政党的批判活动，等等。战后，在意大利出现了新的思潮，对于青年研究工作者来说，出国接受外国导师的教育已经比较方便。由于存在着这样的“转折”，撇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史学研究方向，就不可能对战后的新的史学研究前景作出评价。
    可以肯定地说，在1920-1940年期间的意大利，近代史--它包括十五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这个时期--被看作是文明社会形成的历史，也就是说从“中世纪的末落”开始，直到世俗的自由文化的形成。贝内迪托·克罗齐对这种历史观产生过明显的影响。1928年，克罗齐在《意大利史》中强调说，只有在“意大利获得统一后”才能谈得上意大利的历史；1939年，他在《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一书中再次指出，意大利历史上的统一始于1860年，亦即意大利国家建立之时，研究在此之前时期的著作“根据不同情况，或是博学的读本，或是百科全书，或是诗和半史诗，或是文学杰作，或是政论集，如此等等”①。
    克罗齐赋予历史以伦理学的价值。根据大家一致的看法，他于1926年出版的著作《意大利巴洛克时代史》表现出了这位历史学家的丰富的个性；这本著作的副标题为《思想--诗和文学--道德生活》，其用意并不在于单纯地限定论述的范畴，而应该说是一个方法论的说明；在克罗齐看来，道德的因素是描述某个时代的文化面貌的根本因素。
    在伦理一政治论的影响下，这种“世俗的自由的”史学尊重文学家的传统分期，因此把近代史划分为四个时代：文艺复兴时代、宗教改革时代、启蒙主义时代和浪漫主义时代。争论由文化内容扩大到了编年史的时限；论述得较多的课题则是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关系以及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伦理-政治意义；能否把天主教改革称为宗教改革，启蒙主义的改良主义作用、浪漫主义的政治价值等等，也是讨论的题目；人们还认为，应当确定民族复兴运动是否起源于改良主义的启蒙运动和革命浪漫主义。
    应该指出，一些外国历史学家也对加强近代即是世俗和自由思想的发展这一信念作出了贡献。我想提到其中的两位：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1860年同版，意大利文译本在1927年出版于佛罗伦萨）的作者雅各布·布克哈特和《近代历史上的国家理性思想》（1924年）一书的作者弗里德里希·梅涅克。布克哈特把文艺复兴描写为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时代，人和自然得到发现的时代；文艺复兴实际上是旨在反对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和愚昧无知的人道主义时代。梅涅克则描绘了自马基雅维里至特莱施克的政治思想的发展，着重指出了“强权”与“道德辩护学说”之间的关系。
    在1940-1944年期间，从战争的“剑与火”中间诞生出一个“不同的”意大利。它面临着新的经济问题、新的社会要求、新的公民态度。这种“不同的”新的现实状况不可能不反映于历史学家的日常工作。
    1945年以后，意大利近代史被看作是意大利半岛的历史，也就是说被看作由封建特权制度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转变的社会发展的历史；争取平等的希望是随着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与身受社会压迫的阶级之间力量对比的改变而实现的。战前的意大利史学与战后的意大利史学之间的“转折”正是在于从研究意大利文化到研究社会各阶级文化的这一转变。
    如果读一下乔瓦基诺·沃尔佩的《历史学家与大师》一书的新版（佛罗伦萨，1967年），可以看到这位历史学家不承认历史学的这种“转折”，因为他认为，在法西斯主义垮台后，历史学家们似乎继续沿着原来的方向进行工作。如果撇开政治罪恶不谈，沃尔佩曾经不失为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从1925年到1943年，也就是说在法西斯统治的年代，他领导着近代史学派，并同当时的意大利百科全书的主持者保持着不断的关系；1966年，他在谈到上面一书时曾写道：“费德里科·沙博德、瓦尔特·马图里、卡尔洛·莫兰迪、鲁吉罗·莫斯卡蒂和埃尔内斯托·列斯坦等一代历史学家始终对描述经济、宪制秩序、思潮、文化交流和国与国之间相处方式的历史坚信不渝；法西斯主义垮台后，这一代历史学家“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但没有改变编写历史的方式，首先的一点就是摈弃任何僵硬态度和宗派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