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代的城市问题。中世纪的城市是在以主教堂为统治中心这种类型蓝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主教堂高踞于周围的建筑群之中，所有主要街道都以主教堂为汇聚中心，形成了一种放射线型的城市结构。主教堂耸立在市中心，周围是一个广场，显得更加庄严宏伟。
    E.加林在他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与市民生活》（巴里，1965年）一书中辟出十分精彩的一章，专门论述“理想的城市”。加林认为，从十四世纪下半叶开始，人们关于城市有了完全新的观念。以佛罗伦萨为例，市政宫和主教堂成为可以触摸到的权力关系的表现，而不再是这种权力关系的单纯象征。佛罗伦萨人认为自己摆脱了教皇和帝国的羁绊，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把佛罗伦萨这个城市国家与古希腊的“polis”即城邦等同起来。在十五世纪，人们尽管十分重视古典拉丁语的教育，但他们向往的是古罗马共和时代，而不是帝国时代。
    近年来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的书目极其广泛，我还要特别提出的是G.西蒙契尼的两卷本著作《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和社会》（都灵，1974年）。西蒙契尼指出，产生了人文主义的意大利城市是以多中心类型的城市蓝图为基础进行组织的，“其特点是代表各种重要活动的建筑和空间分散在城市的不同地点：政治活动--市政宫；宗教活动--主教堂；经济活动--市场广场”。显而易见，E.加林忽视了商业活动的侧面，但在佛罗伦萨，经济的因素在城市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
    的确，建筑学上的宏伟结构成为文艺复兴城市的特点。但是，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史研究者，我认为应该说明在每个具有纪念性意义的建筑物背后隐藏着的权力关系：行政权力、宗教权力和经济权力。行政权力是以法律术语所构成的语言来行使的，体现在公众机关中。教会的要求以禁欲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这种语言把上帝作为生活的中心。为了维护与生产活动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的利益，商人使用一种与实用的需要相适应的经济-商业语言。
    L.贝奈沃洛曾在1972年4月意大利历史学家协会组织的历史科学第二次全国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城市史”研究问题的报告。他正确地指出，文艺复兴史研究者的兴趣现在变得出人意料地广泛，因为文艺复兴不再被认为是各个文化领域之间存在着严格差异的“近代”文化时期的开始，而是被看作各种文化因素没有严格的根本差异的混然一体的时代，换句话说，不能以僵死的公式来研究文学与科学、宗教与政治、建筑与经济。我要补充说明的是，不能按照阶级剥削的单一准则--以商业资本主义为一方，以贫困的和被剥夺了市民权利的无产阶级为另一方--僵死地和公式化地探讨“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必须看到当时的各个大家族的兴趣所在和活动的领域，因为他们在文化领域里的选择并非出于单纯的实用性的考虑，而是出于禀赋或者为了尊重传统。
    十七世纪的社会等级问题。1952年，L.布尔费雷蒂在谈到皮埃蒙特的极权主义时认为，在整个十七世纪，在萨伏亚家族统治的国家中存在着一个可以称之为“封建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封建集团进行着资本主义的金融活动。翌年，他在另一篇论文《黄金、土地和社会》中再次提出了这个论点，而且认为“封建资本主义”这个概念适用于整个意大利，因为封建集团的投资活动与政府的商业极权政策的相一致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但是，另一些经济史学家在1957年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的论文《十七世纪威尼斯的经济衰落问题及其原因》中认为，由于传统的大商业的危机，许多威尼斯人试图以庄园的收入来代替海运的收入，从而转向购买土地，成为地主集团。
    在十七世纪前半叶，贵族虽然在人数上减少了，但在土地所有方面有很大的扩展。C.M.契波拉等一些经济史学家认为，市民阶级由商人集团向地主集团的这种转化也发生在米兰。这里，手工工场商业领域的资本转向庄园农业领域。
    R.罗曼诺在发表于1962年的一篇论文《意大利史评论》中将这种“回到土地”的现象称为“再封建化”。“再封建化”这个概念被R.维拉里用来说明地中海沿岸意大利各地区的状况。他在论文集《那不勒斯的反西班牙起义--根源（1585-1647年）》（巴里，1967年）中认为， 反对封建统治是农村“被压迫”力量起义的原因。
    我的印象是，意大利史学界忽视了“等级化”这个社会学问题。十七世纪的社会是一个等级化的社会，一般说来划分为3个等级：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 法国历史学家R.穆尼埃在《社会等级》一书中指出，社会的等级化在于按一定的等级次序来区别不同集团的人，但等级的划分不是根据社会成员的财产或者他们的消费能力，也不是根据他们在物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和地位，而是根据社会对各种活动的评价。这种评价可能同物质财富的生产有某种关系。我想补充的是：“等级”社会不是和谐的社会，而是一个不和谐的社会，各个等级可以利用不同社会集团具有不同收入这一事实来实行某种控制。
    十八世纪的土地问题。对于伦理-政治史学派来说，十七世纪是自由的观念走向成熟的世纪，它为意大利半岛的独立过程作了准备。对十八世纪改良主义和开明的极权主义进行研究被看作是理解民族统一的政治动因的前提。E.罗塔曾经把他关于十八世纪意大利史（1700-1800）的论著命名为《复兴运动的起源》（两卷集，米兰，1938年）。根据罗塔的看法，一个新的意大利诞生于十八世纪，民族觉醒的内在根源正在于这个十八世纪的意大利；从争取民族独立的观点来看，从G.B.维科到V.阿尔菲耶里等一系列作家的著作应该被认为是意大利君主们的改革纲领。
    战后，在1955年发表于《社会》杂志的一篇评论中，P.维兰尼要求改变克罗齐在《那不勒斯王国史》（1925年）中遵循的伦理-政治史模式。他主张对经济状况，特别是对土地的分配和农村的社会关系进行新的研究。与此同时，出现了由M.米里领导的关于托斯卡那地区的对半租佃制的研究（1959年），R.赞盖里领导的关于埃米利亚地区土地所有制的研究（1961年）和L.卡法尼亚领导的关于隆巴迪亚地区的土地革命的研究（1952年）。他们的结论几乎是一致的：在十八世纪中期，土地所有者对农民的剥削是苛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