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不用那种不合乎时代的偏见来观察，特别是如果翻阅一下近30年（1950-1980年）来发表的历史著作，就可以看到，方法论的“转折”是十分明显的。米塞佩·加拉索在战争结束时只有15岁，他在1959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克罗齐、葛兰西和其他历史学家》的论文集；他认为，所谓“方法论的转折”恰恰意味着从克罗齐到葛兰西的文化过渡。战前，克罗齐曾经试图指出“文艺复兴与民族复兴运动的联系”，这位世俗思想的理论家曾经煞费苦心地探索天主教与近代文明的关系，并肯定了“自由事业与近代文明的一致性”。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战后的发展，亦即出现了“葛兰西论点”。加拉索承认《狱中扎记》对于意大利史学所产生的有效影响，虽然有人认为，围绕葛兰西著作的讨论和争论“歪曲了作为葛兰西史学思想中心的那些问题的真正面貌”。②对于意大利近代史来说，葛兰西的功绩在于将“市民意识形态”与农村相对照，实际上，在“担任公职的近代要人”之中，没有一个不对“泥腿子”持蔑视态度的；另一方面，葛兰西坚持认为，不能停留在文学-文化的领域里，而是必须研究经济资料。
    葛兰西的著作在意大利印行于1948-1951年间，但战后的史学领域里的转折已经为它们准备好了土壤；1922-1942这20年间的全部文化遗产在当时都受到指责，不管是法西斯的或者非法西斯的，占统治地位的或者不占统治地位的。对于许多迷失了方向的青年来说，葛兰西是过去思想的对立面，为他们提供了批判温和的意大利知识分子阶层的论据。许多青年在葛兰西的著作中找到了必须另眼看待过去的意大利社会的证据。
    这就是说，在史学领域里，葛兰西对意大利的功绩是重要的。不过，我不想把阅读葛兰西著作同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混为一谈。在《社会》杂志第1 期（1945年1-6月）的社论中，已经出现了“人的劳动”、“经济财富的生产力”、“阶级从属条件”和“意大利社会的内部机体产生的法西斯主义”等字句。也不能忘记重新致力于恢复意大利的共和传统或者社会主义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力量在学术上的贡献。
    不应该低估国外各个史学流派从“外部”的作用。我首先要提到的是法国历史学派所起的作用。人们常常谈到F.布鲁德尔这个人物对于1946年以后的青年一代历史学家的吸引力，而《年鉴》杂志在意大利的被“发现”对于许多历史学家来说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但是，我也没有忘记在政治科学研究所指导下所进行的那些研究工作，以及E.拉鲁塞和R.穆尼埃等无派别史学家的方法论讲义。在意大利青年历史学家手中流传并开辟了新的方法论前景的最早的读物，是Ch.莫拉译的《资产阶级法兰西》。它出版于1946年初，由L.费弗尔作序。
    德利奥·康迪莫里以其敏锐的感觉注意到了史学方向的改变。在六十年代末，他指出，意大利的史学研究似乎忘记了“历史主义”类型的“哲学”问题或普遍问题，而转向新的研究课题：从农业技术史到移民史，从人类居住史到农村风俗史等等。在历史学家中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兴趣，要求“确凿和准确地认识人的生存--个人的或者群体的即民族的、经济的和宗教的集团生存的历史”。③
    由都灵的埃纳乌迪出版社出版的《意大利史》是意大利史学研究方向改变的有机的产物，特别是该书第一卷《起源的特征》（1972年）和第二卷《自罗马帝国衰亡至十八世纪》（1974年）。在出版前言中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话：“每一代人思考着某种意大利史，以完全不一样的方式认识自己的世界”。埃纳乌迪版《意大利史》是一部能够阐明我国历史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分析性历史，着重探讨了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生活的各种不同问题。该书第一卷的开头几章--L.加姆比的《环境的历史价值》、G.哈乌斯曼的《历史上的意大利土壤》、E.塞雷尼的《农业与农村世界》和R.罗曼诺的《经济类型》等代表了它的方法论特点。
    埃纳乌迪版《意大利史》是史学研究新方向的结果，但它也有着作为工具的目的。瓦列基出版社出版的旧本《意大利政治史》旨在叙述意大利为了争取从异族和教皇手里获得独立而“走过的漫长路程”。新版《意大利史》试图成为一部文献式的研究著作，以说明资产阶级的意大利是如何建立的；显而易见，它所遵循的是法国的模式。意大利的史学论著成为一种政治研究，而且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带有反政府的性质。但是，发现政治的侧面并不等于降低了所进行的研究及其成果的意义。
    对意大利近代史的研究状况进行总结的也不乏其人。马利诺·贝伦戈和古伊多·库阿查在意大利历史学家协会组织的第一次历史科学全国会议（佩鲁吉亚，1967年10月9-13 日）上提出的学术报告也许是其中最佳的。 这次会议的文件集已在1970年出版，题为《近二十年来的意大利史学》。贝伦戈认为，由于选题的扩大、文化经验的增加和新的研究方法的采用，我们对于十六世纪历史的认识概貌发生了变化；古伊多·库阿查则从“巴洛克时代”史学研究中的“衰落”问题出发，追溯了关于皮埃蒙特极权主义、威尼斯城市国家危机、米兰的经济衰退、那不勒斯的市民阶层的各种著作；他得出结论认为，伴随经济衰退而来的是政治衰落；实际上，异族在意大利的统治是与这个半岛的经济衰退孪生的。
    与其重复贝伦戈和库阿查已经走过的道路，也许倒不如把他们的成果按照不同题目分一下类；我不揣冒昧，把它们分为3个问题，即：“城市”、“社会等级”和“土地”。据我看，关于这3个问题，意大利史学界做了很多研究工作，而且有很多新见解。由于近代即从人文主义到浪漫主义的时间跨度很长，我希望避免开列一张一般性的作者名单和关于这3个问题著述的乏味的书目； 我也不想使用编年史“概述”的技术，而是偏向于求助“焦点化”的限制性技术，局限于说明某个特定的历史环节。我知道，如果想要求全，那么应该根据年代的沿革来论述每个问题，可惜时间和篇幅不允许我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