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苏联历史学家关于意大利农村发展的学术讨论会上，R.维拉里在发言（见《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中指出，在十八世纪，意大利的农村社会发生了广泛的变化，因为对于公地和村社土地的集体管理进入了危机。伴随这一趋势而来的是划定私地的运动；在此之前，意大利农村中占统治地位的耕地开放制度已成为扩大粮食作物耕种的障碍。但是，公地的私有化造成了社会的不平衡，而贫苦农民是直接受到损害者。耕种者的依附状况加剧了。耕种者生活条件的恶化构成了高利贷大发展的基础。
    从这些“镜头”中可以看出，近30年来的意大利的史学研究具有同战前的史学进行论战的性质。我个人的意见认为，应该进行更有连贯性的研究，揭示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经济、文化和宗教的联系，注意那个时代--不是我们时代--的社会分工。
    我还认为，不能把历史问题局限于部门和地区的范围内，而应该把它们放进更广泛的视野之中；如果承认经济因素的“长期”性这一观点，那么也应该接受文化因素的“广泛空间”性观点。意大利所处的“广泛空间”与其说是“地中海”，毋宁说是“欧洲”。
    欧洲地区具有一个共同的“宗教-法律的”外貌：欧洲人有着基督教的伦理思想。但是，他们也有着罗马法的思想。正因为如此，我写了一本欧洲近代史，而且是一本“意识形态史”。研究意识形态使我们可以将历史看作是各个不同社会集团的历史或者这些集团的集体思想方式的历史。在欧洲，从中世纪的世界向近代世界过渡的特点是权力中心由农村移向文艺复兴的城市；从近代史向现代史过渡的特点在于从文艺复兴城市过渡到工业城市。
    注释：
    ①B.克罗齐：《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巴里，1939年，第195页。
    ②G.加拉索：《克罗齐、葛兰西和其他历史学家》，米兰，1959年，第96页。
    ③D.康迪莫里：《历史学家与历史》，都灵，1971年，第4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