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创立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补充。特别提款权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配给成员国在原有普通提款权之外的一种资金使用权，是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特别提款帐户”上的一种帐面资产，发行时与美元等值，但不能兑换黄金，故不能直接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用于贸易或非贸易支付。成员国可凭此权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用资金，故又可与黄金美元并存作为储备资产的补充。1968年3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10国集团代表聚会斯德哥尔摩，就创立特别提款权问题达成最后协议。1969年7月，10国集团代表建议3年中创立95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1970年1月，基金组织进行首次分配，特别提款权即开始投入使用。与普通提款权相比，特别提款权不需用本国货币购买他国货币，可以像黄金那样转让以“交换转往国家的货币”，成为黄金的补充又不能兑换黄金。因此，特别提款权实际上是特里芬“世界储备中外汇成份国际化”主张的具体化。美国可依此获得一笔“应急基金”，作为防止“挤兑美元……的保证”（30）。美国实际上确曾以特别提款权交换他国货币，收回国外过剩美元以减少黄金储备流失。但是，美国并非可以无限制地利用这一手段维护美元地位。因为，按照西欧6国提出的补充头寸规定，每一参加国在5年期限内特别提款权的日平均持有量不得少于其分配额的30％。否则，该国有义务以黄金或基金组织认可的货币换回特别提款权。
    作为对美元危机的反应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改革措施，黄金双价制和特别提款权的创立，使两挂钩一固定体制开始发生变化，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走向废弃。
    四、尼克松冲击与西方国际货币体系的新旧交替
    由于60年代前半期西方国家采取的旨在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诸项措施完全是一些弃本从末的权宜之计，及60年代后半期开始认真考虑并着手进行改革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病入膏盲。首次特别提款权分配后1年多， 西方世界就爆发了空前规模的美元危机。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于1971年8月15日抛出“新经济政策”， 中止履行以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
    尼克松抛出“新经济政策”，基本原因有二：第一，美国对外贸易由盈转亏，使其国际收支状况空前恶化。在1888年以后近百年的历史上，美国对外贸易一直拥有巨大顺差，进入本世纪60年代，其贸易盈余即开始呈明显下降趋势。1971年美国结束了经常项目国际收支盈余的历史，逆差高达20亿美元。在此之前，由于其资本项目的国际收支始终盈余，贸易状况恶化被掩盖着。进入1970年，美国紧缩性财政政策放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扩张使其利率大幅上涨，美各大银行开始偿还先前借款，导致大量资金流往欧洲和日本。该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高达98亿美元。资本项目的国际收支发生逆转，假象不复存在，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赤裸裸地摆在世人面前（31）。第二，东西方缓和使美国推动其盟友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和调整代价的传统作法失灵。以往，每当美元面临压力时，美国总是设法推动其他国家通过货币升值承担调整代价。进入60年代末70年代初，欧洲的缓和政策“赋予欧洲国家运用策略反对美国过分支配的余地，尤其在经济领域”。1971年5月和8月的两次美元危机均表现为美元信誉下降，马克等其他国家货币信誉看涨。为维持既定汇率，德国国家银行仅4月份就购买30亿美元。5月5日开盘一小时就购进10亿多美元，迫使西德当天宣布中止官方交易，奥地利、比利时、荷兰及瑞士也紧步后尘（32）。面对危机，美国希望欧洲货币集体升值，对马克单独升值兴趣不大。因为马克单独升值将加剧投机，促使他国从美国购买黄金。但是，法国和意大利从其贸易利益考虑，反对集体浮动，除非美元贬值。经常项目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和主要发达国家不愿集体升值，迫使尼克松等人认为，“做出改变的时机已到”（33）。
    尼克松宣布中止美元兑换黄金，同时宣布对进口产品征收10％的附加税，使西欧和日本面临巨大压力。维持其货币与美元的现行汇率必须大量购进美元，在美元信誉跌落时听任其美元储备增加，或者实行货币升值。货币升值和美国进口附加税相结合，又将大大损害其出口利益。尼克松提出“新经济政策”后，围绕美元贬值还是欧日货币升值问题，西方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紧张谈判。直到12月16日，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和10国集团代表才在美国华盛顿史密斯协会大厦达成协议，史称史密斯协议，协议规定美元贬值10％，其他货币则不同程度地升值。其中，马克升值13.58％，日元升值16.88％，瑞士法郎和比利时法郎分别升值13.86％和11.6％，英镑和法国法郎升值8.6％；汇率波动范围拓宽至±2.25％；美国废除10％的进口附加税（34）。
    在现代国际货币关系史上，史密斯协议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美元首次贬值和汇率波动范围拓宽至±2.25％，使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挂钩一固定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协议因此构成该体系基本崩溃的标志。到1973年2月12日美元第二次贬值10％，欧美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货币实行浮动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另一方面，由于史密斯协定参加国“一致同意，应迅速进行讨论以考虑国际货币体系的长远改革”，此次调整又是“实现更根本性改革的第一步”（35）。美元第二次贬值之后，西方国际货币体系开始向以多中心货币自由浮动为特征的货币体系转变。因此，史密斯协议构成西方国际货币体系新旧交替过程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