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国立图书馆馆长埃马努厄尔·勒罗瓦－拉杜里声称：“总有一天，当我们的同胞在总结20世纪的知识、科学和技术时，他们会发现自己在军事艺术、尖端工业或原子物理等领域内，并不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浅薄的法国人或许能够聊以自慰的是，他们毕竟在1930至1965年间，全靠‘年鉴派’的努力，产生了世界上最好的历史学家。”①明眼人立即就会懂得，这里所说的“最好的历史学家”指的是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和费尔南·布罗代尔三人。
    有鉴于我国史学研究的滞后和公众对历史的冷淡，一位人微言轻的翻译匠决心把法国人引以为傲的“年鉴派”及其第二代宗师布罗代尔的著作介绍给我国的历史研究工作者和一切怀有求知愿望的读者。就这样，我在近十多年来，首先与挚友施康强先生合译了《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简称《物质文明》）；接着应商务印书馆之请，对《地中海与菲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简称《地中海》）上卷的译文从事通读校订；最后与张泽乾先生联手，完成了《法兰西的特性》一书的翻译。
    时至今日，《物质文明》已于199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地中海》上卷正在印刷中，《法兰西的特性》即将交稿。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这三部被一般法国人视为难懂的“天书”，译者想利用这个机会，客观地讲述一点背景材料。对于这位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历史学家，我既不赞成持“拿来主义”的态度，又讨厌那种“戴帽穿靴”式的政治清算。因此，我将着重在译者认为值得借鉴的地方落笔，而不在批判方面多费口舌。相信读者会比译者高明，不但发现这位史学巨匠闪烁着思想火花的真知灼见，而且对他匆忙作出的某些结论进行独立思考。
    一、新史学的崛起
    法国是个具有光辉史学传统的国家。面对咄咄逼人的美国，一些法国历史学家往往骄傲地声称：在美国还没有摆脱殖民统治时，法国已培育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历史学派。确实，早在17和18世纪，法国的历史学界堪称人才辈出。首先是以记叙亲身经历为主的“人文派”，他们撰写的“回忆录”不但是脍炙人口的文学篇章，而且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素材。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伯父圣西门伯爵即以其《回忆录》传诸后世。其次是精确记述事实的“博学派”，其特点表现为比“人文派”更加严谨，对社会现象不作渲染，这派历史学家尤以教士居多。最后是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哲学派”，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至今仍被奉为经典论著，而《关于历史的新认识》今天还被尊崇为“新史学的蓝图”②。我们几乎可以说，光辉灿烂的“启蒙时代”在法国不仅是哲学的时代，而且是历史学的时代。
    通过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法国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时代要求人们对才刚结束的社会动乱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展望今后的发展方向。许多历史学家和历史巨著随之脱颖而出。这些历史学家往往也是活跃政坛的头面人物，他们的著作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如拉马丁、基佐、梯也尔、米希莱、路易·勃朗等。恩格斯曾经指出，早在马克思以前，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已经意识到阶级斗争的存在，并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③。不仅如此，法国新史学派还把夏多布里昂、基佐、米希莱等人视为自己的“祖先”和“预言者”④。
    建立在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基础之上的兰克学派，强调历史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开展文献档案的考证，冲淡法国史学的浪漫色彩，曾经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从而把以激励民族精神、垂训说教为宗旨的旧史学推进了一大步。但这种史学研究在其后期逐渐偏向于对个别轰动一时的历史事件和少数杰出人物的身世言行进行不厌其烦的考证，其题材就局限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的范围之内。在夏尔－维克多·朗格多瓦的《菲力浦三世的统治时期》一书中，人们所能接触到的几乎只是13世纪法国的政治制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证史学更走进了繁琐考证的死胡同，法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便开始倡导挣脱纯政治因素的羁绊，务求冲出重大历史事件的框框，从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拓展研究领域。在法国新史学的这个萌芽时期，为幼苗浇水施肥的园丁主要是杜尔克姆的《社会学年报》和昂利·贝尔的《历史综合评论》。作为兼通多门学科、知识渊博的社会学家，杜尔克姆率先发难，对统治法国高等教育、以政治史为中心的传统史学发动了攻击，主张通过对典型史实的考察，认识社会的结构和运动，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解剖一只麻雀”。昂利·贝尔则反对满足于史料的堆砌，强调通过分析比较，作出综合的解释，而对历史事实的“分析”和“综合”，又有赖于全面运用社会科学各门类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