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布罗代尔的著作
    当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于1949年由阿尔芒·科兰出版社正式出版时，吕西安·费弗尔亲自撰写了题为《走向另一种历史》的书评，在《形而上学和伦理学评论》发表。费弗尔指出，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博士论文“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野，它在这个意义上具有革命的性质。布罗代尔断然把西班牙的大政方针纳入到历史和自然地理的范围中去，首先揭示了使人们的意志不知不觉地受其影响和左右的经常性力量，他对这种起着引导、阻碍、遏制、推动、促进作用的力量所作的分析是前无古人的；这种摆布人的命运的力量，轻描淡写地用一个词来说，就叫地中海。在第二部分里，他列举了各种特殊的、但有一定恒在性的力量，这些无名的集体力量能够用年月日标出其存在的时间，也就是说，它们是在16世纪下半叶，即在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在位期间，曾经起过作用的和可被捉摸到的力量。第三部分叙述历史事件：一大堆杂乱的、沸腾的和犬牙交错的事实。这些事实往往被第一部分研究的经常性力量所摆布，受第二部分列举的恒在力量的影响，但偶然性也在发挥作用，在总趋势的画面上绣出最引人瞩目和最出人意外的图样。”（16）
    以上这段引文对全书的内容和特点作了精辟而简要的概括。我们这里只要对历史的三个层次（结构、形势和事件）或三个时段（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再加以补充和解释就够了。首先，《地中海》一书在研究深度上明显地超过了第一代新史学家的成果，更加精确地揭示了长时段结构因素（地理、气候、动植物和文化）对短时段政治事件的隐蔽的决定作用。费弗尔和布洛赫确实强调了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想以咄咄逼人的“总体史学”吞并各种社会科学，但布罗代尔则把历史的“时间和空间”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根据布罗代尔的时空观，观察和分析缓慢流逝的、有时几乎静止不动的历史，与社会学对现时的摄影相比，可以更加真实地显示社会的结构，更形象地说，社会学的调查尽管详实可靠，但它们所反映的社会“层面”却像剃须刀那么薄（17），而历史学对总体形象的粗线条勾勒，却能展示社会发展的趋向。这种趋向表现为“经济态势”或经济学家所说的“周期”。可供选择的“中时段”长达10年、25年、50年（康德拉捷夫周期）乃至100年（即所谓“百年周期”），例如1791-1817年欧洲物价趋向上升，1817-1852年逐渐下跌。这种循环周期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同样适用。至于事件，在布罗代尔看来，它们只是茫茫黑夜中荧火虫的闪光，或者夜幕笼罩下燃放的烟花，虽然光彩夺目，但却转瞬即逝。因此，对历史学家来说，接受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崭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18）。
    这部著作出版后很快成为“总体历史”和“比较历史”的经典名著，但在1966年再版时，作者不顾朋友的劝告，对全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增删，三分之一的篇幅都干脆彻底重写。1979年再版时又有新的增补。最后，在他的晚年，当有人问及《地中海》时，他声称这已不是自己的著作，而是“别人的著作”，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最新研究成果的出现，他对这个历史总体的认识不再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因此，我们可以说，作为继承了注重考证优良传统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同时也努力超越自己，力戒制造固定的框框或模式，限制历史学家观察昨天的眼界。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无疑是布罗代尔的第二部名著。该书的写作计划是在1952年开始酝酿的。当时，吕西安·费弗尔建议与布罗代尔合写一部前工业化时期的世界史，题为《世界之命运》，由布罗代尔撰写物质文明部分，自己则负责精神文明部分。费弗尔于1956年去世，未能完成他的任务，留下布罗代尔单枪匹马，花去与《地中海》几乎同样长的时间，撰写成《物质文明》这部杰作。之所以称为杰作，一方面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布罗代尔个人事业达到了巅峰，另方面他在该书中使用的关于物质文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三层分立的形象，对经济学家认识市场经济的实质开辟了一条新路。在这以前，不少经济学家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从而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布罗代尔在《物质文明》一书的结论中断然指出：“我认为，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毋庸置疑的区别”（19）。他还揭示了混淆二者在政治上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在社会主义国家，为消灭资本主义而压制市场经济是导致商品生产萎缩、比例关系失调和供求矛盾尖锐化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能及时读到这部著作（译稿于1989年送三联书店出版），说不定也就没有必要于1991年再对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问题进行争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