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布罗代尔的早期经历
    费尔南·布罗代尔于1902年8月24日出生在法国东部默兹省的卢内维尔村，在这个居民不到200人的小村庄，他跟随祖父母渡过了难忘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长期的乡村生活使他对当地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因此，他在撰写《法兰西的特性》一书有关耕作制度、畜牧活动和工匠行业等篇章时，得以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他的大学毕业论文《法国革命头三年期间的巴勒迪克》也恰巧建立在对家乡的调查基础上。他曾多次酝酿为自己的家乡卢内维尔村写一部历史，这个愿望可惜未能实现。
    他的父亲是小学的算术教师，在巴黎远郊梅里埃镇上任职。父子二人共同生活的时间既短，性情又不尽投合，在生活中往往意见相左。尤其在1920年，小布罗代尔在伏尔泰中学行将毕业，一心指望报考医科，却遭父亲的断然阻止。迫于父命，他索然无味地进了巴黎大学的历史系。全靠天赋的记忆力，他居然顺利完成了学业，并于21岁那年通过国家会考，取得中学历史和地理教师的资格。这位年轻的历史教师于1922年被派往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中学、阿尔及尔中学任教，在地中海彼岸工作达9年之久（除1925-1926年服兵役外，直到1932年为止）。布罗代尔自己承认，他当时从事的历史教学，他为参加1928年的国际历史年会发表的《西班牙人在北非》一文，他从1922年起着手准备的题为《菲力浦二世的地中海政策》的博士论文，仍然停留在政治史和外交史的范围。
    但是，长住北非给予布罗代尔“全面认识”地中海的地理景观和历史作用一个绝妙的机会。对地中海的观察，由南眺改为北望，使他产生了耳目一新的感觉。不仅如此，这位不倦的旅行家利用假期，遍游除埃及以外的地中海各国，而他最感兴趣的地方无疑是沿海城市的各档案馆和图书馆。犹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他走访巴勒莫市立图书馆，本想了解有关西西里贵族的历史文献，却偏偏找到了关于该岛甘蔗种植的大批档案。阅读和抄录档案是项颇费时间的工作，他从一位美国电影摄影师处买下一架旧摄影机，自制缩微胶卷（图书馆正式制作缩微胶卷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明）。随着研究工作的展开，他的史学眼光变得更加宽广，对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个人的兴趣逐渐淡薄，而对地中海的兴趣变得越来越浓。他于1927年与创导新史学的旗手吕西·费弗尔取得了直接的联系，后者在一封信中向他指出：“认识柏柏尔人的地中海比对认识菲力浦二世更加令人振奋”。这句话据说拨正了布罗代尔的研究方向。此外，同年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国际历史年会上，聆听昂利·贝尔和昂利·皮兰纳的学术报告，也为布罗代尔走上新史学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启迪。他后来说：“在1927至1933年间，我正不慌不忙地埋头于收集档案资料，虽然论文题目尚未最后选定，但我已经过深思熟虑，决心选择了地中海。”（12）
    布罗代尔于1932年返回巴黎，先后在巴士德中学、孔多塞中学和亨利第四中学任教。接着在1935年动身去巴西圣保罗大学担任历史教授。巴西之行对布罗代尔是“一生中重要的时期”，他说，“正是巴西才使我对地中海的历史得出一种崭新的认识”（13），“远离故土产生的新奇感是认识的重要手段，它能帮助你更加全面地理解周围的事物，距离太近反而看不清楚”（14）。正是在巴西，他有充足的时间，把在锡曼卡斯、拉古萨（杜布罗夫尼克）、威尼斯等档案馆拍下的长达几公里的胶卷仔细读完，在这“工作和思考的天堂”，他还与正在圣保罗大学文学系授课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就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关系等问题交换看法，两人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但友谊甚笃。直到他们分别成为历史学和社会人类学的“一代宗师”时，始终象是一对“欢喜冤家”，总是把对方当作唇枪舌剑的论战对手。1937年10月，在从巴西返回巴黎的途中，布罗代尔与吕西安·费弗尔不期而遇，两人在横渡大西洋的轮船上作了二十多天的促膝长谈。这次巧遇在布罗代尔的史学生涯中无疑是个转折点。在这以前，他虽然曾与费弗尔有过谋面的机会，但还停留于一般性的社交关系。但二十多天的共同生活却使两人达到了“意气相投”、“无话不谈”、“亲如一家”的程度（15）。费弗尔对这位比他年轻24岁的后辈自然十分赏识，不久便推荐他担任高等实验研究院历史系的指导教师，介绍他与年鉴杂志另一位主编马克·布洛赫认识。从那时起，布罗代尔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已成为新史学派的积极成员，虽然还是默默无闻、初出茅庐的一名小兵。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布罗代尔于1938年应征入伍，在莱茵边界服役。法国的马其诺防线于1940年崩溃后，布罗代尔在战场被俘，关押在德国美因兹、吕贝克等地的战俘营里，为时达五年之久。监禁生活是教人懂得耐心的学校，而最能排遣孤寂和烦闷的，对布罗代尔来说，正是他的《地中海世界》，就像“过电影”一样，在囚徒的记忆中，浮现着浩瀚的地中海波澜壮阔、层出不穷的历史画面。他就这样在“练习本”上写成了考证精确、卷帙浩繁、内容庞杂的一篇博士论文。练习本通过各种渠道，陆续寄到了留在巴黎的吕西安·费弗尔的手里。在1947年，即在布罗代尔获释后不到两年，这篇长达1375印刷页（译成中文接近150万字）和广征博引的论文成功地通过了答辩，在法国历史学界，布罗代尔的这一壮举是前所未见的，独一无二的。
    法国的“解放”为新史学派和布罗代尔个人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布罗代尔于1946年加入了年鉴杂志的编辑部，同年与吕西安·费弗尔一起创办了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系（经济和社会科学系），任该系的历史研究中心主任。新史学派从此声势大振，并逐渐由“在野派”上升到“当权派”的地位。毫不夸张地说，由布罗代尔领袖群伦的第二个时期也正是新史学派繁荣兴旺的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