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对新史学的诞生曾起过有益影响的还有：弗朗索瓦·西米安的以价格运动、工资升降为内容的经济史；以维达尔·德·拉布拉什为代表的法国地理学派；马克思的历史观和经济思想。应该看到，新史学的一些杰出代表，包括马克·布洛赫和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内，对马克思主义并不陌生，甚至怀有某些好感⑤。雅克·勒高夫公开承认马克思主义对新史学的影响，强调“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并非互不相容”，“在许多方面，如带着问题研究历史、跨学科、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⑥。
    新史学派正式问世的日期要从1929年算起，也就是从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年）和马克·布洛赫（1886-1944年）创办《经济和社会史年鉴》那天算起。这份杂志的名称“年鉴”立即就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年鉴派”至今仍与“新史学派”相混同。这个刊名的两个修饰语，特别是“社会”一词，是刊物的两位创始人考虑到历史的无所不包而特地选定的。费弗尔说：“我们完全知道，在眼下，‘社会’作为一个形容词，由于含义太多而最后变得几乎毫无意义……我们一致认为，正因为该词的‘模糊’，它才根据历史的旨意被创造出来，用以充当一种自命不受任何框框约束的刊物的名称……所谓经济史和社会史其实并不存在，只存在作为整体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整个历史就是社会的历史”⑦。
    年鉴杂志虽在巴黎由阿尔芒·科兰出版社出版，但其编辑中心却设在位于法国北部边境的施特拉斯堡。布洛赫和费弗尔两人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应聘担任施特拉斯堡大学的历史教授，他们不仅把在该校共事的其他任课教师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其中不乏出类拔萃的学者，如社会学家莫里斯·霍尔巴赫，经济学家安德烈·齐格弗里特，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等），而且在校外乃至国外争取广泛的支持，费弗尔和布洛赫甚至曾考虑请他们极其佩服的比利时历史学家昂利·皮兰纳担任年鉴杂志的主编。从创刊的第一年开始，为杂志撰稿的作者分属英、意、西、比、德以及美国、匈牙利、丹麦、瑞典、捷克、希腊等国家。文章的内容除历史外，还覆盖经济学、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广阔领域。
    年鉴杂志的两位创办人配合默契，但又各有专长。马克·布洛赫主要是欧洲中世纪史和经济史的专家。他把杜尔克姆的社会学的比较方法移植到历史研究中来，完成了他的两部代表作：《法国乡村史的特点》和《封建社会》。两部巨著打破了改朝换代、帝王将相这些纯政治因素的框框，对法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了解剖，展示出千百万基层群众和成千上万优秀人物的风采。《法国乡村史的特点》是把社会实体的主要组成成分，即大多数农民，复活成栩栩如生的真人；《封建社会》则生动地刻划了高雅的名门贵族和粗俗的暴发户新贵，以及这两股势力在乡村中组成的附庸体系。
    吕西安·费弗尔也是中世纪史的专家，但他的研究侧重在思想、文化和精神状态方面。无怪乎今天在法国流行的“精神状态史”即奉他为鼻祖。费弗尔十分重视地理环境对人文氛围的影响。他的博士论文《菲力浦二世与法郎什－孔泰》堪称是法国地方史的楷模，其特点是把一个省的地理因素融合到前工业化时代的社会演变中去。《大地与人类进化》写于1922年，在法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保尔·夏吕为该书作序时写道：该书为今后的历史学家在如何处理社会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的关系问题上树立了“样板”⑧。费弗尔的《拉伯雷的宗教》和《马丁·路德的命运》绝非简单的人物传记，作者透过这两位典型人物，“重现”历史时代的精神风貌，并把它们同当前的精神面貌进行比较。
    但是，以上介绍的几部代表作其实还并不真正代表布洛赫和费弗尔两人的业绩。他们不单是知识渊博、擅长考证的学者，而且更多是精力充沛、能言善辩的论战家。他们的主要作战阵地就是年鉴杂志。在新史学或年鉴派的草创时期，以索邦大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在法国据有稳固的地位。这份外省刊物虽然足以打破笼罩着史学界的沉闷空气，但要清扫史学研究中的陈腐气息和动摇权力集团的统治，又是谈何容易。因此，两人必须身先士卒，投入战斗。他们在年鉴杂志开辟了《争论和战斗》专栏，亲自撰写大量书评和论文。安德烈·比尔基埃尔在纪念《年鉴》创刊一百周年的文章中指出，马克·布洛赫在刊物的每一期上都有书评发表，“最多的一年竟达200篇”⑨。至于吕西安·费弗尔，因担任主编职务比布洛赫时间更长（布洛赫于1939年主动参军，法军战败后又投入地下抵抗运动，于1944年被德国盖世太保逮捕，同年英勇就义），他在年鉴杂志发表的书评和文章数量更多，据国立图书馆的统计，共有1400多篇，约占刊物篇幅的四分之一⑩。
    这些短小精悍、有的放矢的篇章都是犀利的匕首，锋刃直指外交史、政治史、事件史的要害。费弗尔和布洛赫针对埃米尔·布尔茹瓦的《外交史教程》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指出这是用历史舞台上串演的悲喜剧掩盖在幕后进行的真实历史运动。费弗尔断言，历史真实的、内在的动因并不在于大人物的脾气和心血来潮，也不在于敌对双方外交官的纵横捭阖，而在于“地理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以及群众的知识、信仰和心理等因素”（11）。另一方面，费弗尔1930为弗朗索瓦·西米安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撰写的书评，马克·布洛赫在年鉴杂志第三期为莫里斯·霍尔巴赫的《自杀：一种社会病兆》撰写的书评，对开展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以及对史实概念的再认识提供了震聋发聩、启迪智慧的独到见解。他们批评那种筑起高墙、精心种植各自的葡萄的狭隘观念，鼓励历史学家把目光移向邻居，使互不相认的兄弟进行对话。
    年鉴杂志在二战期间，因德军占领等原因，几经更改刊名，自1946年起，称作《经济、社会、文明年鉴》。这既反映着刊物的视野进一步扩大，也标志着在费尔南·布罗代尔加入了编辑部以后，特别是在1956年费弗尔去世以后，新史学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布罗代尔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