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著作，特别是《地中海》和《物质文明》，在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两书现已被译成英、德、俄、西、葡、意、日、阿拉伯、土耳其、瑞典等十几种文字。1977年，《物质文明》三卷本尚未出齐，布罗代尔即应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邀请，在该校作了三次演讲，介绍了该书的梗概。于1984年由纽约哈泼和罗出版社出版的英译本，第一版印数达4万册，创1950 年后美国严肃历史著作发行量的最高纪录。北伊利诺伊大学教授萨姆·金瑟指出：布罗代尔“是在美国最受欢迎的法国历史学家，三十年来，人文科学的任何一位大人物都没有取得类似的成功”（22）。
    他主持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成为开展跨学科研究和比较研究的重要阵地。本着“兼收并蓄”的方针，这所与正规大学竞争，并以不拘一格培育人材为宗旨的高等学府（学生自由听课，选择指导教师，确定研究课题，不受任何限制）接纳了雷蒙·阿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米歇尔·福科、夏尔·贝特兰、阿兰·图兰纳等社会科学各门类的头面人物，使他们得以共同推进“文明史”和“文化场”的研究。人文科学之家更侧重于发展国际学术交流，资助外国学者到巴黎参加小型学术会议，借以扩大新史学在国外的影响。布罗代尔对后辈的培育和提携使许多青年历史学家得以脱颖而出：今天业已成为史学名家的乔治·杜比、埃马努厄尔·勒罗瓦－拉杜里和雅克·勒高夫等人，在认识布罗代尔以前，还都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年鉴杂志在费弗尔和布洛赫苦心经营的时代，读者不过三、四百人，其影响局限在“知识精英”的小圈子内。到了1968年，当布罗代尔把刊物的编辑重任交给由勒高夫、勒罗瓦－拉杜里、费罗、勒维尔等人组成的班子时，法国所有历史学家要从“默默无闻”转到“崭露头角”，几乎都必须先在这份杂志上发表文章。毫无疑问，刊物在法国乃至世界的社会科学界自然也确立了某种权威地位。
    布罗代尔在达到权势的巅峰以后，有感于法国五月风暴所表现的后生可畏，陆续把拥有实权的几个重要职务付托给他的门生。除年鉴杂志编辑部改组外，他于1972年又辞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的职务。从此，法国新史学派进入了第三个时期。
    在名义上，直到布罗代尔去世为止，他仍被尊奉为新史学的“国王”、“教皇”、“开明君主”或“老板”，但在暗中却逐渐出现了一些与王权挑战的独立领地。首先，人们看到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与人文科学之家（两个机构合占一幢楼房）间或出现磨擦。在勒高夫和孚雷担任院长职务（由选举产生）期间，研究院有时就不听“老板”的招呼；而在布罗代尔去世以后，竟是人类学家马克·奥热当选了院长，对这位建院元勋的遗孀简直拒之千里之外。至于年鉴杂志，在1979年纪念创刊50周年的长达12页的文章里，安德烈·比尔基埃尔甚至连布罗代尔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在1985年10月夏托瓦隆讨论会出席者的名单上，只见到杂志6 位主编中的两位：勒罗瓦－拉杜里和费罗。这些当然都不是偶然的疏忽。
    在布罗代尔方面，他对年鉴杂志和第三代新史学家也有诸多抱怨。他曾哀叹“在精神上感到孤独”（23），又说“在吕西安·费弗尔去世后（1956年），我甚至想停办年鉴杂志。当我于1970年撒手时，杂志已不再符合布洛赫、费弗尔或我自己的思想”，究其原因，他补充说，“年鉴本应是份无法无天的刊物，但在1968年的剧变后，它已变成极其正统的，为一些人成名成家充当阶梯的大型历史刊物”（24）。在夏托瓦隆，他故意把自己的历史观与第三代新史学区分开来，称后者为“新新史学”，“因为门生没有遵循我的教导……我与我的后继人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25）。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是两代人之间的一条“代沟”。法国《新观察家》周刊为回顾1975至1985年法国思想界演变过程而组织的一次座谈会打出了“大扫除”的旗号，公然声称“思想宗师寿终正寝，精神领袖影踪全无，意识形态被唾弃，思想体系遭贬斥……新的一代迫切要求翻过历史的一页”（26）。值得指出的是，座谈会的主持人弗朗索瓦·孚雷正是新史学派第三代巨头之一，他的以上宣言难道不就是针对着布罗代尔的吗？这一代新人对他们的宗师的批评表现得如此辛辣和尖刻，使人不能不产生他们尊重作品而不尊重作者的感觉。年鉴杂志编辑部在布罗代尔逝世时发表的社论说得更加透彻：“不必掩盖，15年前，当费尔南·布罗代尔卸职时，他对刊物持有许多不同意见，并逐渐与刊物相疏远。他讲述了何以有所保留和有所批评的理由。他不否认刊物变得多样化了……但他责备刊物分散了兴趣焦点，以至有时不分主次。他的计划是要发展兼容人类科学各项成果的总体史学。我们则致力于一些局部性实验，希望更加明确地推行业已付诸实施的科学手段，通过对相关学科的比较，更加注意衡量学科实践的相互促进。”（27）总体史学还是“七零八碎”的历史（28），这大概是布罗代尔与他的学生们的主要分歧所在。
    此外，由于在当今法国社会中历史研究日益明显的商品化，历史著述越来越被人们当作经商谋利的工具。一些新史学家对商业利益的兴趣超过了刻苦的求知治学。弗朗索瓦·道斯曾画了三张图，展示新史学巨头们在大众传媒部门的众多兼职（29）。要求他们再像布罗代尔那样煞费苦心地花二十几年时间完成一部“言前人所未言”的著作，自然是不可能的了。人们注意到，由新史学四巨头（乔治·杜比、埃马努厄尔·勒罗瓦－拉杜里、费朗索瓦·孚雷和莫里斯·阿古龙）于1992年在加利马尔出版社推出的一部法国史，以其可读性和趣味性在公众中激起了一片叫好声，但布罗代尔的风格在书中却已荡然无存。能不能认为这四位作者还是布罗代尔遗产的继承人，确实成了问题。
    历史从来都是后浪赶前浪。第三代新史学家的“车轮打滑”，偏离布罗代尔的轨道，究竟对史学研究的纵深发展是好是坏，年鉴派将往哪里去，我们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