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则将孙中山依赖外力的政治举措概括为“技术政治”。他在同徐绍桢的谈话中指出：“余信政治之要谛在于道德，而孙先生似认政治为一种技术。不知《大学》所谓治国平天下之根源在于诚意正心修身，示人以万姓率由之轨范。”（注：赵恒惕等编：《吴佩孚先生传》，第429页，第428-429页，第444-445页，第446页，第446页。）
    对孙中山这种“技术政治”，吴佩孚一再提出警示：
    彼所理想之主义，迄于今日，尚未有见任何寄与于国利民福，目前干戈之扰攘，苍生之困厄，岂非数倍于彼所视为腐烂而成打倒对象之前清末叶政府耶？孙先生一出，精神的或实际政治的，果有何物以俾补中国乎？不独此也，彼急求成功，为敷衍一时计，从来不问其对手为何人，只有乞助于妥协一途。甚至联络日本，因无结果乃转而欲利用俄国，不图反为俄国所利用。然其所标榜于外着，则仍为救治中国数千年之痼疾也……
    孙先生连结俄国共产党，冀利用其学说组织，以谋自己事功之顺利，以为到时断绝其关系，取所谓“飞鸟尽良弓藏”之态度，则可坐收其利而不致贻患后来，其纯为理想彰彰明甚。夫鼓动革命风潮，一时虽不免于破坏一切传统，然苟无一贯不变之范畴及信念，则危险随处潜伏。若在有深厚传统而千古可行之不成文法之中国，强将尚未腐朽之根柢而尽破坏之，则此后之建设不特困难重重，且致发生反动，终见全体之逆转，此不能不认为当然之归结也。（注：赵恒惕等编：《吴佩孚先生传》，第429页，第428-429页，第444-445页，第446页，第446页。）
    吴佩孚对“技术政治”与“道德政治”的区分，及其对“技术政治”导致的现实后果的警醒，基于他对孙中山政治实践与自身政治实践的反思。因而，如果将孙中山与吴佩孚的政治实践做一个简短的对比，或许能更好地理解吴佩孚提出这一观点的内在理路。
    1917年南北分裂后，吴佩孚与孙中山一样，有着统一国家的梦想。但正如韦慕廷所指出的，在1920年代，中国的政治统一既不能通过各军事实力的协商，也不能通过封建割据与联省自治达到，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军事统一（注：C.Martin Wilbur， Military Separatism and the Process of Reunification und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 1922-1937.cf.Ping-ti Ho and Tang Tsou ed.China in Crisis Vol 1，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220.）。吴佩孚提出“武力统一”的构想，也正是出于这一思考。然而，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最终以失败告终。其因何在？颇费猜思。
    1922年5月，吴佩孚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胜出，“直系即中央”的政治格局得以形成。吴氏对中央政治的影响力达到顶峰，“联吴”成为取得中国政府认同的关键因素。同年8月，越飞使团访华，与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苏俄一直保持与吴佩孚的联系，并提出建立以吴佩孚为中心以对抗资本主义世界的“民族统一战线”。但吴佩孚拒绝了，因为他不愿意在国内统一问题上夹入外力因素。
    在国内政治力量的角逐中，吴佩孚也信守着儒家的政治道德。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的直系军队已攻入山海关，眼看可以底定东北，统一国家，结果以10月23日冯玉祥阵前倒戈、囚禁总统曹锟而功亏一篑。
    吴佩孚知道兵败已不可挽回，乃镇静处之，于10月26日悄然离开战场。在作为指挥部的专列中，商议战败事宜。而此时各路实力蜂拥而来，希望与吴佩孚重建关系，其中有日本领事吉田。吉田劝吴佩孚与段祺瑞再结旧缘，但吴佩孚以大义断然拒绝。他说：
    惟各国之历史与国民性各异，故关于国家观念，亦彼此不同。欧美各国之建设，大抵不逾二百年之岁月，其能达千年之久者殊鲜。独我中国为有四千余年历史之旧邦，且有千古不磨之不成文宪章。即孝悌忠信礼仪廉耻之八德是也。八德张则国宪立而国运盛，苟坏其一，则无可收拾人心之准绳。（注：赵恒惕等编：《吴佩孚先生传》，第429页，第428-429页，第444-445页，第446页，第446页。）
    吉田的段、吴合作计划被吴佩孚以大义拒绝了，而这一拒绝也就意味着吴政治生命的终结。对此，吴佩孚坦然处之：“关于个人一时之成败，本不在念中，此为我不能擅背曹而结段之原因，故宁为玉碎不望瓦全也。”（注：赵恒惕等编：《吴佩孚先生传》，第429页，第428-429页，第444-445页，第446页，第4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