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国内各政治集团、国际观察家对孙中山的联张政策大加挞伐，并将孙中山认作与“旧军阀”并无二致的过时人物，但孙中山不为所动，继续坚持与张作霖的联盟。孙中山的联张政策及孙、段、张三角同盟，使他在国际国内的声誉颇受影响（注：孙中山的三角联盟，在国民党内部颇遭物议，参见桑兵：《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75-76页。有关孙中山三角联盟的全面研究，参见娄向哲：《孙中山与亲日派军阀关系之探讨》，习五一：《孙中山与奉系军阀》，两文载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下册。）。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更是耐人寻味。
    陈炯明的实力无疑是孙中山1920年回穗重建北伐基地的重要依靠。在南方政府各种政治力量对比中，陈炯明是孙中山无法忽视的。然而，孙中山与陈炯明的不同政见，决定了这一联盟的暂时性（注：早在1922年，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就指出，孙与陈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陈“反对孙中山当选为大元帅，因为他认为中国应实行地方分权而不是中央集权，他要求联省自治，同情吴佩孚的政策”（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174页、第190页）；1940年代，李剑农也指出过，孙陈冲突的原因在陈炯明信奉的是联省自治，孙中山却要武力统一（见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512页））。1921年，孙、陈之间曾因总统选举、北伐问题发生冲突，最后以孙中山的失败告终。
    孙与陈的冲突，并非个人恩怨，乃是主义的不同。按胡适的话说，是“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做根据地，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可以成立的。”（注：胡适：《这一周》，《努力》第8期，1922年6月25日。）但在孙中山眼中，陈炯明的一切都是他给予的，陈必须忠于他个人，否则就是忘恩负义。为了惩罚陈炯明部的军事“叛乱”，孙中山还一度不顾广州市民的吁请，下令海军炮轰广州城，造成平民伤亡。广州市民各团体在事变后集会商议，通过“维持粤局”决议四项；“一、通电赞成统一；二、请陈（炯明）回省主持；三、严限各方停战，如有一方不停，即视为三千万粤人公敌；四、组欢送孙大会。”（注：《国内专电（二）：香港电》，《申报》1922年6月21日。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版，第181分册，第416页。）6月26日，广州各界代表赴永丰舰请求孙中山停止炮轰城区，被孙拒绝。孙中山说：“我今日实力虽不足，然终有吐气之日。若果陈氏今早抵省，我即今早开炮，今晚返省，即今晚开炮。汝等即赞成之，则自负责任”（注：《再纪各界谒见孙叶两人之真相》，《华字日报》（香港）1922年6月30日。转引自沈晓敏：《广州民众与陈炯明“六。一六兵变”》，《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10期，第25页。）。“如欲广州市区不发生战争，请你们不要欢迎陈炯明进省。否则，陈炯明进省之日，即为我开炮之时。”（注：《孙总统坚持讨逆沪讯》，《民国日报》（上海）1922年7月4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影印版，第40分册，第52页。）
    尽管广东民众一再恳请孙中山以桑梓为念，多方调停，但他不为所动。他并非不知炮轰广州根本不能改变自己的军事处境，但为了“在赣诸军闻炮击而知我尚存，西湖逆贼闻炮击而知我不死”的目的，不惜以牺牲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为代价，要挟广州市民不要欢迎陈炯明回省。为此，胡适批评说：“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睛，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们，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注：胡适：《这一周》，《努力》第8期，1922年6月25日。就孙、陈冲突，胡适的评论在一年之后有全面的修正，参见《努力》第75期胡适的《一年半的回顾》。桑兵《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对此有颇详的分析。）
    基于天怨人怒，加上孙中山所期待的北伐军又无法回师相救，孙氏只好于8月9日乘英国炮舰离开广州，避入上海法租界。
    在国内政治力量的合纵连横中，孙中山已失去最后的依靠。而在寻求外援的努力中，孙中山又连连遭到英、美、日等国家的冷遇与白眼，惟一主动对他表示友好的外在势力只有苏俄（注：20世纪20年代通过凡尔赛-华盛顿会议，欧美列强与日本在中国的力量处在一种胶着状态。革命之后的苏俄由于遭到西方势力的联合封锁，不得不在东方寻求出路。这一时期，就中国的外在势力而言，苏俄始终处于积极的进取状态，所以本文注重孙中山与苏俄关系而淡化他与其它列强的关系。这也是本文研究视角的限定。对孙中山此期与列强关系的全面研究，参见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六章，尤其是其结论部分；孙中山与美国之关系的研究，参见李云汉：《中山先生护法时期的对美外交（1917-1923）》（载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213-248页）；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章）；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参见俞辛1：《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俞辛1：《躬耕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而在孙中山寻求苏俄的援助时，苏俄也正在寻求中国的外交认同，并且正遭到北京政府与实力派直系的抵制，渴望从僵局中解脱出来。孙中山与苏俄各自谋求与对方合作的政治基础也就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