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孙中山技术政治的这一面相，并不意味着对孙中山政治理想的否定，相反，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对孙中山来说，无论是汲取苏俄经验，还是吸纳共产党，都是为了他的伟大理想：三民主义的未来中国。即使是在采纳苏俄式的政治组织、意识形态时，孙中山的理想中国“仍旧是一个能够与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相适应的国家，而不是苏俄式的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国家。”（注：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北京]《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从这一角度讲，孙中山的伟大人格及其国家独立、富强的政治理想，过去是，将来也还将是激励中华民族奋斗不息的力量之源。但通过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与政治实践所经历的这一变化的清理，可以昭示：政治理想在其现实的展开过程中，由于受实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制约，往往其结果会走到理想的反面。不是政治理想或政治理论决定着政治运动的最终结局，而是政治实践，是实力的较量。正因为政治往往是在实践层面展开的，对政治行为的理解与评价就必须以其最终结果为鹄的。这也是韦伯一再强调的必须以责任伦理而不是以意图伦理作为政治批判标准的理由。但由于根深蒂固的泛道德主义的影响，学术界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政治实践“权力”角逐这一因素，从而，看似严谨的学术研究话语往往反在替政治浪漫主义制造注脚。
    站在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可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引入，无论是威尔逊式的民族主义还是列宁式的民族主义，都有其提倡者的国家利益所在。而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体系，又系于两种根本对抗的国际政治构架。以威尔逊“民族自决”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理论，依托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基于苏俄社会主义--殖民地反抗“世界帝国主义”联盟这一对抗体系。后者不仅包含了反资本主义倾向，而且内涵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革命因素。不管孙中山选择哪一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他都必然夹在这两个对抗的国际势力之间，在两难抉择中被迫取舍。应该说，无论是在晚清，还是民国，无论是慈禧当政，还是孙中山或袁世凯、段祺瑞掌权，既然大国兼弱国的实力与形象无从改变，就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西方列强的制约。对于此时此刻的孙中山来说，既然指望在民国的政坛上重振雄风，恐怕只能在上述两个对抗性的国际体系中择取其一。否则，他的下场就不会比儒将吴佩孚好多少。
    “民族主义”给中国带来的不是“国家安全”，而是接连不断的社会动荡，不是国富民强的现代化建设，而是此起彼伏的内忧外患，其原因不在“民族主义”本身，而只能从国际与国内的政治现实中寻找，这是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史所必备的学术视野。自1840年代外力进入古老的中国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就已经无可避免地纳入了世界体系，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变革、社会变迁、经济兴衰，都或多或少折射着国际政治、经济、思想的影子。任何一个政治家要在中国有所作为，就无法回避在华的外在势力，无法逃脱国际体系的制约。对外在力量的灵活调用，是在国内政治角逐中能否胜出的关键，而要灵活运用各在华势力，就必然要对政治采取务实的、技术的态度，而放弃古老的道德政治之正义原则。
    吴佩孚拒绝了技术政治，从而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现实并没有提供另一种可能。孙中山接纳了技术政治，从而决定了孙中山的胜出。其实，面对中国政治现实，孙中山同样没有第二种选择，尽管他主观上在做着抉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现实政治的困境，而以孙中山的实践展现。
    在这一政治困境中，不管苏俄“民族主义”理论背后的动机是否含有自身利益之企求，也不管孙中山对苏俄“民族主义”是否从内心认同，一旦这种全民动员的“民族主义”政治进入实际运作过程，它就不会完全受某一个人（包括革命领袖人物）或党派的掌控，而将按照自己的逻辑，完成其历史使命。民族主义政治的非理性力量一旦启动，它就必将挟着自己的民族、国家，全速进入现代民众政治的轨道，这是一条没有归路的现代性征途。民国以来的政治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借寓孙中山之躯体，完成了颇为酷烈与宏伟同时又是无法回避的现代性转型，留下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