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只有“革命精神”而无政治实力的孙中山来说，要完成铲除军阀、削平混乱以澄清内政、步入建设的任务，就必须具备政治、财政与军事实力，并获得国际、国内务政治势力的配合与支持。可以说，在1920年代的最后岁月里，孙中山的努力，便是一直穿梭于各在华国际势力中，游说于各军阀之间，以求实现其民族统一国家富强之梦想。
    在1920年代初的中国，可供孙中山结盟的国内主要政治力量，南方当首推陈炯明，北方则有奉系首领张作霖与直系干将吴佩孚。
    我们不妨先看看孙吴关系。
    1919年南北和会之后，吴佩孚的力量迅速崛起。1920年，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中胜出，迅速奠定其主宰北方政局的地位。对孙中山来说，在谋求国家统一中，吴氏配合与否可谓关键。
    在当时，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吴佩孚，都在打量着对方。1921年，吴佩孚在占领两湖之后，为全力对付奉系军阀张作霖，曾经托人致意孙中山，希望合作。此后，吴曾邀请孙中山去北京商讨国家统一问题，并向孙中山提供过经济援助（注：参见韦慕廷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页。）。但孙中山以吴佩孚“事事骗人”、“说话毫无信义”为由，予以拒绝（注：《吴佩孚代表在粤之运动》，天津《大公报》，1921年12月5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影印版，第58分册、第515页。孙中山拒绝与吴佩孚联合的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他认为在直奉对抗中胜利者将是张作霖。参见《马林为格克尔同孙逸仙的谈话所作的记录》（1922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简称《联共、国民革命》），第135页。）。
    自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中胜出，苏俄就一直期望孙中山与吴佩孚联手（注：苏俄的“亲吴”、及其在陈炯明事变后提出的孙吴联盟，自然有苏俄的国家利益在，其中包括对中东铁路权益的争夺、抗衡张作霖等因素。参见李玉贞、杜魏华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444页）；林家有：《共产国际与吴佩孚和孙中山》（《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282页）。有关共产国际与孙吴关系的研究，另参见刘德喜：《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政策的发生和发展》（《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傅振刚、徐有礼：《论李大钊与共产国际“联吴计划”的关系》（《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2期）；孙刚：《革命先行者的珍贵文献--读新发现的孙中山致越飞书信两封》（《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从1922年8月4日派克斯给加拉罕的电报中可以看出，苏俄曾提出孙、吴联合的问题（注：《派克斯给加拉罕的电报》（1922年8月4日），《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98页。有关共产国际孙吴联盟计划及其实施，同时参见：《马林为格克尔同孙逸仙的谈话所作的记录》（1922年9月26日）、《越飞给吴佩孚将军的信》（1922年11月18日）、《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1923年1月25日），载《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135页、第155-156页、第203-205页。）。孙中山也曾多次派代表与吴佩孚联络。如1923年10月2日，孙中山派徐绍桢赴洛阳拜访吴佩孚，希望建立孙、吴联盟，吴的态度却已完全改变。他对徐说，孙中山虽是一伟大人物，但他的知识与言论“祖述泰西”，其主张“迄于今日尚未有见任何寄与于国利民福”，因而，吴佩孚拒绝与孙中山合作（注：赵恒惕等编：《吴佩孚先生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8辑第67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版，第428页，第429页。）。
    先是孙中山对吴佩孚的诚信表示怀疑，继而是吴佩孚对孙中山“以政治为纯粹的技术”（注：赵恒惕等编：《吴佩孚先生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8辑第67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版，第428页，第429页。）无法认同，尽管苏俄一再在促使双方合作，无奈两人彼此之于对方均无好感，合作即成泡影。
    再看孙中山与张作霖的关系。
    在当时的政治博弈中，孙中山也一直在寻求与张的结盟，特别是在谋求联吴未果之后。1922年9月22日，孙中山发出致张氏父子的联盟信。同年10月，孙派出汪精卫、伍朝枢赴东北与张氏谈判，广东方面也在大造孙、张联手的舆论，以壮声势。1923年初，孙中山公开发布谈话：“予与张、段之三角同盟，进行甚顺利，当以之制吴佩孚，吴若不从余之主张，当用联盟之力讨伐之。”尽管张作霖在国际国内的政治声誉已是臭名昭著，但在孙中山的眼中，毕竟张的实力仍属举足轻重，实力胜于雄辩。
    在此之前，在孙中山的眼中，张作霖不过是听命于东京的胡匪头子（注：《复苏外交人民委员会齐契林书》（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92页。）。自孙、张结盟后，孙中山则在与苏俄对话的各种场合中为张辩护。他说，张作霖实际上是在想办法反对日本，他修铁路、建港口等，是准备用来对付日本人的（注：《孙中山致越飞的信》（1922年8月27日），《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393页。）。对可能出现的苏俄干涉张作霖，孙中山也为其说项（注：参见：《越飞致马林的信》（1922年11月17日），《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401页。《孙逸仙致列宁的信》（1922年12月6日），《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163-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