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兵败后，奉系张宗昌扬言要取其头，吉田力劝吴入住日本租界，吴佩孚再次拒绝。他说：“战败而逃入租界，偷安一时，全与余平生主张相反，且有辱国家体面，尤为余所不取。纵余不幸玉碎于此地，亦毫无托庇租界以谋瓦全之心。”（注：赵恒惕等编：《吴佩孚先生传》，第429页，第428-429页，第444-445页，第446页，第446页。）
    吴佩孚对自己政治命运的表述，展现着中国传统道德政治的持久魅力，也预示了由于外力因素的存在，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角逐中，这一充满魅力的道德政治已经不可能有所作为的结局。
    与吴佩孚不同，在孙中山的国内政治博弈中，无论是联吴、联张、联段、联冯还是与桂系、粤系、滇系、共产党的结盟，都只是实现他政治统一之梦的手段，是暂时的技术性的政治运作。在实力政治的角逐中，任何联盟都只是工具，既无永恒的敌人，亦无永恒的朋友。在寻求国际政治的援助中，孙中山同样一本其技术政治的精神，而非中国传统的道德政治。
    吴佩孚对道德政治与技术政治的这种区分，似乎还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故有必要在此稍作分疏。在吴佩孚的视野中，“政治”二字取儒家“政者正也”之格义，即《论语》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国家政治与个人修养在实践的层面上合二为一。传统政治的这种道德化倾向，不仅强调政治的道德示范与教化功能，更强调政治行为本身必须遵循道德规范的约束。而所谓技术政治，虽可以上追至先秦时期的兵家、纵横家、法家等，但经过汉代以降的儒化，技术政治始终被抑制，丧失了合法性。吴佩孚对道德政治与技术政治的这种区分，还含有对西方政治实践的观察与判断。这一判断，显示了吴佩孚过人的政治洞察力。在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理论中，马基雅弗利是最早将道德从政治中分离出来的政论家，政治被定义为纯粹的“权术”。韦伯将这种分离认作政治理性化过程中最显著的特征，韦伯自己更是强调“政治不是，也从来不可能是一门以道德为基础的职业。”（注：[德]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6页。有关政治理性化过程的论述，参见[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在韦伯看来，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分野其实就在这里。技术政治对道德政治的楔入并最终导致后者的分崩离析，是西方政治现代性的基本面相。这一现代性的强势弥散，在西方，经历了一个传统道德政治的消殒过程。尽管吴佩孚对西方现代政治的这一过程也许并没有理论上的了解，但现实政治的展示是最好的版本。吴佩孚自身的经历昭示着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结局，展示了在现代性技术政治冲击之下，一切传统的美好秩序在一刹那烟消云散的悲壮。
    吴佩孚对道德政治的持守，确实需要儒家精神的支撑，但毕竟与现代政治隔了一步。他看到了道德政治正义的一面，却无法看到政治正义的实现必须借助于技术的因素，否则，最高的理想也只是虚幻。这是吴佩孚败退政治角逐场的原因之一，也是传统的道德政治的必然命运；基于技术政治的原则，在国内与国际各实力集团之间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正是孙中山的高明之处。通过政治妥协，与苏俄建立合作，孙中山得以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其军事实力与政治势力迅速崛起，从而为此后的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底定中原、控制北京政府、建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但他同样只看到政治运作的技术一面，而忽视了政治正义的永恒主题。为此，他付出了相应的代价，这就是苏俄势力的引入。苏俄势力的引入不仅将导致国内政治长期的分裂，导致历史以来中国政治史上最惨烈的意识形态冲突（国共之争）；而且，将从根本上推延、扭曲乃至阻碍了孙中山所设计的、通过苏俄统一中国、而后步入全面的现代化建设这一理路。苏俄势力的引入、并迅速坐大，不仅终止了孙中山在《实业计划》、《建国大纲》中提出的中国政治民主、社会改革、经济建设的目标与任务，而且影响并改变了20世纪中国整体历史的走向：自1920年代起，直至1970年代，中国不断的陷入苏俄的国际战略格局之中（中间虽有断续的脱离时期），成为苏俄对抗世界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阵营的阵前卒；中国之土地成为苏俄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对抗的缓冲地带；中国之动乱成为苏俄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的远东屏障。从此，世界两大阵营的较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苏俄霸权与英美霸权的角斗，将以中国为演武场，以中华儿女的鲜血与躯体为武器，演绎一出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残酷、最为壮烈、最为漫长的意识形态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