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末的这场民族主义大讨论中，姜义华先生的言说可以作为“民族主义”多重面相的代表性文本。面对部分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批评，姜先生义正词严地维护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正义性，高度赞扬孙中山提出的“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要求重新审订一切不平等之条约，……以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这样的民族主义口号（注：姜义华：《论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意识》，《知识分子立场》，第461页。）。而当其反省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之关系时，却对民族主义“重于外而轻于内”提出批评：“民族主义不是将重心置于本民族自身的发展，不是将本民族尽早在近代基础上成长为近代民族放在中心地位，使民族主体精神发育不足，缺乏必要的自信、足够的勇气和充沛的力量去批判和摒弃民族机体内与现代不相适应的东西……于是，民族主义、民族化常常演化为排外主义、保守落后的同义语。”（注：姜义华：《论20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姜义华先生一再指出孙中山三民主义体系“理性缺位”的内在困境，它导致了“发展统一的民族经济，繁荣新型民族的文化、建立近代主权完整的独立自主民族国家等问题，实际上仍未真正提上日程，至少长时间继续被置于从属地位。”（注：姜义华：《理性的错位与缺位--个案分析之一：孙中山与中国启蒙运动》，《理性缺位的启蒙》，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3页。）关于孙中山三民主义体系中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内在冲突、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的矛盾等等，在在离不开他的敏锐视力（注：姜义华：《人权与国权的双重追求--析孙中山的自由观》，《理性缺位的启蒙》。第275-293页。）。
    上述见解代表新一轮现代化视野之下的学术界反思历史的一个侧面。尚需进一步商讨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不同语境是什么？比如，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中是否有过以本民族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思路？如果有，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放弃的？孙中山是否一开始就认同了苏俄的反帝战略而做出联俄的主动选择？如果不是，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转向”？中国的现实政治是否为孙中山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选择？如果是，孙中山为什么错过了这一机会？
    二、“统一梦”之下的政治结盟
    民国初年，孙中山一度公开宣告民族主义目标的完成，这是众所周知的。及至五四时期，孙中山是否重拾民族主义的法宝，或在什么意义上重拾，目前史学界还是聚讼不已。思想史式的从文本到文本的进路无法解决问题，年谱学的进路也许可以提供一条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途径。
    1919年6月3日，五四运动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6月5日，时在上海法租界居住的孙中山收到马逢伯一函，指责孙中山对“巴黎和会允许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保持沉默的姿态，指出：“凡有血气者，莫不奋起；乃我公噤不一语，以开国之伟人，效刘胜之寒蝉，真令人百思不解其故”。孙中山答曰：“近日闭户著书，不问外事，如国民果欲闻先生之言，则书出版时，望为传布可也”（注：《批马逢伯函》（1919年6月5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4页。）。
    “不问外事、闭门著书”的孙中山所著何书？究其行踪可知，自1919年3月7日起，孙中山开始在《民国日报》发表《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的部分章节，3月17日、3月20日、4月2日，孙中山分别向美国商务部总长、英国政府以及友人康德黎寄发实业计划。而南方大港的规划直至1920年3月才完成。在此期间，孙中山还完成了《孙文学说》。孙中山信中所说的即此所指。
    《孙文学说》阐发的是孙中山“知难行易”思想，而《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关注的是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主张以外资从事建设生利事业，开辟市场，兴建工厂，建筑铁路，修治运河，开发矿业”（注：《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9页。）。《实业计划》是孙中山实施中国物质建设的重要蓝图，它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进行了规划，论及交通、商港、铁路、水利、农业、矿业、钢铁、边疆开发等十大项目。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提出的最激动人心、也最具前瞻性的现代化计划。然而，作为实际政治家，孙中山最清楚，要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首先必须完成国家统一，而要完成统一，就必须先铲除国内军阀。这是他在南北分裂之后苦苦思索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