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事变之后第7天，孙中山即指示陈友仁与达林联系，并转告达林：“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注：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26页，第113页。）。孙中山还在给列宁的信中，提出派全权代表团赴苏俄“会议符合俄中合法利益的共同行动”（注：《孙中山致列宁信》（1922年12月），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6-677页。）。8月底，孙会见越飞的代表马林，表达与苏俄建立联盟的渴望，并承诺予苏俄以参与中东铁路管理的权力（注：马林：《中俄在中东铁路的冲突》，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下册，第1496页。）。在致越飞的信中，孙中山请求苏俄军事援助（注：《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年12月20日），《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166页。）。并进一步提出由苏俄装备孙的10万部队、从四川和甘肃进入蒙古，然后进攻北京的要求（注：《越飞给联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1923年1月26日），《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214页。）。
    孙中山的示好，使处在与北京政府建交谈判僵局中的越飞喜出望外（注：苏俄全权代表越飞与1922年8月12日抵京，与顾维钧就中苏建交问题进行谈判，在苏俄非法驻军外蒙以及中东铁路等问题上，双方一时各不相让，谈判陷入僵局。）。他立即抓住这一契机，给北京政府施加压力。顾维钧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他（越飞）又说，他可以肯定，孙中山博士和他所代表的党将会更加赏识他从苏俄带来的友好建议。”（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册，第317-318页，第334-335页，第341页，第341页。）
    1923年1月26日发布的《孙文越飞宣言》表明：苏俄在北京政府那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南方的孙中山手里轻易取得。
    该宣言的基本内容包括四点，涉及苏俄保证不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中东铁路问题、外蒙问题、中苏复交问题。从苏俄的国家利益看，这一宣言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一，承认苏俄在外蒙驻军的合法性，承认苏俄单方面与外蒙签订之条约的有效性，从而在事实上承认了外蒙的独立；其二，关于中东铁路的路权问题，允许苏俄有代价的让渡。而孙中山在这一宣言中得到的，是苏俄保证不在中国推行苏维埃制度的承诺（注：《孙文越飞宣言》（1923年1月26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670页。）。而事实上，苏俄在当时根本无意亦无能赤化中国，孙中山在这里所争的，是旨在为自己洗刷“赤化”的罪名（注：见《字林西报》1922年9月30日孙中山的声明，针对陈炯明在香港报纸披露孙中山筹组中德俄联盟的秘密文件，指责他“赤化”，孙中山有辩驳。）。
    但是，通过与苏俄的结盟，孙中山得到的还有纸面之下的东西。
    1923年5月1日，即在该宣言正式发布之后3个月，马林接到苏俄政府转发致孙中山的电报。电报中涉及对孙中山的军事与财政援助：“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二百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援款应使用一年，分几次付，每次只付五万金卢布”，“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质援助数额很小，最多只能有八千支日本步枪，十五挺机枪……”（注：《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的电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677-678页。有关孙中山西北作战区计划，参见杨奎松《关于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的几个问题》，[北京]《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孙文越飞宣言》对北京政府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在王正廷--加拉罕谈判回合中，苏俄已由被动转为主动。据顾维钧回忆，当时草签的《王正廷--加拉罕协定》，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册，第317-318页，第334-335页，第341页，第341页。）。为此，顾维钧及时中止了这一轮谈判。但这一协定以及《孙越宣言》所形成的概念性框架却成为苏俄在下一轮谈判中的预设标的。稍后的顾维钧-加拉罕谈判，不过是在这一框架之下的讨价还价。而整个谈判过程不仅受到了苏俄煽动起来的激进知识分子的舆论压力，也包括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在背后的活动。因此，顾维钧认为：“他们的行动肯定出于某种更加重大的政治目的，即推翻北京政府，夺取政权。”（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册，第317-318页，第334-335页，第341页，第341页。）
    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顾维钧--加拉罕谈判，其结果就可想而知。及至20世纪60年代，顾维钧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仍在感叹：“几十年来，特别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将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混为一谈，一直是中国的灾难之源。”（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册，第317-318页，第334-335页，第341页，第341页。）
    置北京政府于被动，正是孙中山倒向苏俄的直接目的。只有通过苏俄之手“将死”北京政府，孙中山才能在国内政治角逐中化被动为主动，救活因陈炯明之变所造成的僵局，并成功地从国内政治博弈中占据主动。
    1924年9月3日，卢永祥发动江浙战争；9月4日，张作霖通电响应；9月5日，孙中山发布北伐宣言；9月8日，北京政府下令讨伐卢永祥；9月9日，蛰居天津的段祺瑞通电支持奉系；9月12日，吴佩孚由洛阳入京，主持战事，第二次直奉战争全面爆发。1924年10月23日，受苏俄政府与孙中山的资助，直系内部冯玉祥阵前倒戈，吴佩孚全军崩溃，从而结束了吴氏在1920年代中国政治的主宰地位。在错综复杂的国内政治博弈中，孙中山胜出在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