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博弈与民族主义
    政治实践是一种妥协。在国内政治结盟与国际政治合作中，孙中山的妥协为他的胜出创造了条件，但也得为之付出了代价：接受苏俄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殖民地民族革命这一意识形态。至于孙中山是否如某些思想史家所说，在思想上接受了苏俄以反帝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注：这是革命史学的主流观点，该观点可以在达林的回忆中找到一种经典版本。参见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第126页。）还是将接受民族主义纯粹作为一种策略？（注：据马贵凡观察，台湾学者多持这种观点，参见马贵凡：《俄罗斯学者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新进展》（《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5期）。海外学人郭恒钰认为，孙中山联俄容共是一种平衡的战略阶段（参见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7-138页）。）孙中山在倾向苏俄过程中，是否就如某些史家所说的“善忘”，放弃自己摸索出来的现代化理路，而主动地进入苏俄反资本主义的世界战略之中？如果不是，又是什么样的困境阻止了孙中山对现代化理想的追寻？这些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我们不妨回到历史的现场，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1921年8月，齐切林致函孙中山，赋予孙中山以“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性压迫统治的斗争”的“光荣”称号，试图将孙中山纳入列宁的殖民地民族革命这一理论框架。而孙中山在复函中的回应却是：“列强仍然在政治上和财政上支持一些土皇帝和军阀”。孙中山暗示他所谓的“列强”是指日本。显然，对苏俄以“帝国主义”理论加诸自己头上的民族主义形象，孙中山并不认可（注：《布尔什维克》（苏联）1950年第19期，译文转自《新华月报》总第60期。）。
    1921年12月23日，马林赴桂林访问孙中山（注：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2年的中国问题》（1935年8月19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第26页，第28页，第29页，第31页。）。作为共产国际“民主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向孙中山介绍列宁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自然是他此行的任务之一。这是孙中山与列宁民族主义理论的第一次全面接触。尽管他表现出一定的兴趣，但并不准备认同。十多年之后，马林在接受伊罗生的采访时回忆：“国民党领导集团方面对群众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相联系的重要性缺乏理解。这是中国反帝力量在发展民族主义运动道路上的一个巨大障碍。”（注：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2年的中国问题》（1935年8月19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第26页，第28页，第29页，第31页。）
    1922年1月10日，马林起草《中国的复兴与俄国关系》备忘录，希望在此基础上与孙中山达成协议。该备忘录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将中国纳入苏俄反对华盛顿体系的框架之中。完成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就是实行“纯粹民族主义的宣传”。对苏俄“纯粹民族主义”的接纳，成为获取苏俄援助的交换条件。
    苏俄这一次又将面临失望。1922年4月，达林以苏俄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南下广州，希望与孙中山建立“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同盟，却遭孙中山拒绝。他对达林说：“请不要忘记了，香港就在旁边，如果我现在承认苏俄，英国人将采取行动反对我。”（注：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26页，第113页。）
    从以上所述的孙中山与苏俄“民族主义”对话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孙中山对苏俄“帝国主义”理论的解读，还是苏俄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理解，都没有进入对方的语境。倘若以这些文本为依据，认定孙中山在思想上完成了民族主义转向、正式接受了苏俄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理论，这样的结论只能说是把简单的文本当作复杂的历史。
    孙中山对苏俄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接受”，其实只是他与苏俄政治博弈的结果。思想层面的接纳还是拒斥，最终反映的是实际政治力量的互动与消长。
    在孙中山抛离人世整整10年后，马林在与伊罗生的一次谈话中，对陈炯明事变之后的这段历史有过回顾。他说：“孙中山在1922年被陈炯明逐出广州后，我曾与他在上海多次会谈。他请我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阐述关于群众运动的观点，他变得更易于接受意见了。”（注：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2年的中国问题》（1935年8月19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第26页，第28页，第29页，第31页。）马林说：“由于孙中山在广州的失败，迫使他不得不按照发展现代群众运动的路线来考虑问题，其次，考虑从俄国取得援助。”（注：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2年的中国问题》（1935年8月19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第26页，第28页，第29页，第31页。）
    从马林的措辞来看，所谓孙中山“完成了世界观的伟大转变”，实际上不过是受现实情景“迫使”所致，是基于实力政治原则“不得不”采取的策略性行动。他是“接受”了，但并没有“完成世界观的伟大转变”。因为“他接受它，但并不真正热心”。马林还说：“1923年时，他对发动群众运动是冷淡的，只关心军事。”（注：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2年的中国问题》（1935年8月19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第26页，第28页，第29页，第31页。）可见，孙中山的“更易于接受意见”只是一种技术性的妥协。因为在现实政治角逐中，他已经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资本，失去了政治抗力。
    据马林的观察，在苏俄提供的军事、财政援助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援助中，孙始终选择了前者而拒绝后者。如在《孙越宣言》签订之后，苏联“建议”孙中山对民族主义理论加以重新解释，改变三民主义方向，使其具有反帝的内容，并采用群众路线。但孙中山并没有认可。因为在这一轮政治博弈中，苏俄得到了实质性的利益，所以暂时将孙中山是否接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悬案加以处理。然而，苏俄并没有放弃输入“民族主义”的要求。1923年5月1日，越飞致函孙中山，以苏俄政府的名义要求孙中山在接受“二百万金卢布”的同时，进行“广泛的思想政治工作”。5月12日，孙复电越飞，表示“我们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注：转引自李玉贞译：《新发现的孙中山与苏俄政府间的往来函电》，《近代史研究》1988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