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巡警还是新式城市工业文明的积极推行者和保护者。保定警务局创立之初，即 规定警局要安置德律风，由总局分通各局，以期消息灵捷。并要求安置路灯，以为晚上 照明所用[4]（P608）。天津巡警学堂亦要求安设德律风一处，便通达各局传话[87]。此 外警察还要对这些近代工业文明负起保卫之责。《违警律》第五条第六章明确规定不允 许竹竿绳索等物妨碍电线，否则警察要进行严惩[88]。电灯电车公司拟订的预防电线折 断章程，也要求巡警负有保护之责[89]。北京开办电灯时，同时下令巡警着力保护[90] 。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新式警察制的出现带动了整个城市的变革，推动了传统城 市的近代化转型，使得城市居民的生活有了更多、更细致的规范。与此同时，传播了健 康文明的新式生活理念，对于开启民智，改造国民形象，提高人们的整体素质亦有积极 作用。在此过程中又往往配合以张贴白话告示的举措，更增强了巡警在百姓生活中的渗 透力和对民众观念的影响力，在民众中产生了很大的震撼。
    开民智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尤其是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社会各阶层都 更深刻地认识到开民智的重要性，而“各种各样的启蒙形式像戏曲、阅报社、讲报、宣 讲、演说乃至各种各样的汉字改革方案以及识字学堂等都在1901年以后大量出现。”[9 1]（P7）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中，警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方 面是由于警察身份的特殊性，“警察既然站在与人民日常生活接触的第一线，不管愿不 愿意常常成为推动新事物、新措施的尖兵，所以本身就需要被启蒙和再教育。”[91]（P 87）开警智是开民智的一个重要子课题；另一方面，由于警察与下层民众联系十分紧密 ，为了更好地宣传新政的精神及解决社会上的种种问题，警察又非常需要一种通俗易懂 的方式来周告众知，俾其遵循。正如袁世凯所言“警务传单必使家喻户晓，然后举办， 自然乐从。”[4]（P608～609）这就要求警察必须同时以教化者的面目出现。于是警察就 在这场清末社会下层启蒙运动中，扮演着受教者和教化者的双重角色。
    自警察出现之日起，当局就十分注重警察的素质，“警察者执行法律而亲民之官也， 自非精通法律者不足以言警察，而非占最高人格者尤不足以当警察。以故巡查一官虽为 警察上最下级之官吏而必负最完全之人格者乃始足以胜其任。若以至重至难之事而付之 无学无识之人，纵无偾败于目前，亦难收效于日后。”[92]因而在直隶、北京创办警察 之初即同时建有相应的警察学堂，北京设有京师警务学堂，天津设有南北段巡警局巡警 学堂，保定府设有警务处警务学堂等等，基本上与警察建设同步进行。天津和北京等地 尤其注重巡长的素质，时时对其进行考核。《大公报》经常报道此类事件，如天津工巡 总局于各局区内挑选粗壮识字之巡长一名于十三日保送总局考试，考题包括国文与算术 [93]。南段巡警总局总办赵督察“欲将所辖分局各队巡弁细加考试以提升头等巡弁。… …试以警务遇有急事有如何恰妙办法。”[94]北京也规定“嗣后凡提拔巡长非于外城教 练所，内城初级警察学堂毕业考列最优等者不得与选，以免滥竽而示慎重。”[95]
    不过当时警察毕竟为初创，警察中仍以目不识丁者为多数，警局仍需要采用多种手段 来开警智。其方式有：一、设立警察传习所、研究所等。如大兴县杨令“以所属各村镇 一切警务尚须大加讲求，因于城隍庙内设立巡警传习所一区讲求所有初级警察课程，以 便毕业后赴四乡办理警政矣。”[96]北京宛平县设立警务研究所，“通饬各村镇选送警 兵，每处二名入所肄业，并饬各警董轮次入所分班听讲以期有裨警政。”[97]保定平山 县所设的警务传习所也有开警智之效。二、通过演讲开警智也是警局常用的一种手段。 1906年天津巡警探访局开办宣讲所，要求所有巡弁差役必须赴所听讲，讲的内容包括白 话时事新闻、侦探妙诀及与之相关的报纸文章，甚至还包括侦探小说[98]。天津某巡区 区长穆汉章所办的宣讲所，亦常向各村巡警讲说警政[99]。北京内城工巡总局也为警察 特设过警察演讲章程，请开明人士向巡长兵弁演说警察要义[100]。警察刊物也是开警 智的一种手段。而关于警察新章的书也被编辑成册，俾研究警政之人遵循[101]。这些 无疑都有利于提高警察的文化素质和职业素质，从而使其可以更好地执行其近代使命。
    警察不仅注重自身素质的培养，而且更通过张贴白话告示、以身作则和行政引导等方 式积极地进行下层民众的启蒙工作，其中尤以白话告示的影响为大。白话文运动早在清 末就已初见端倪。其中除了白话报刊的大量涌现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白话形式就是各级 政府张贴的白话告示，而又以警察所扮演的角色最为活跃。从《大公报》的报道来看， 北京与天津两地的警察在张贴白话告示开通民智方面成效十分显著。
    早在1905年时北京内外城工巡局所有张贴告示就一律改用白话。“前见正阳门外粘贴 二张：一系劝人分清道路，概由左边径行不可紊乱；一系劝人遵守警章，否则必扭送到 局，言词浅近明晰，商民乐观，是以环伺而待阅者立如堵墙，此亦开通民智之一斑。” [102]1906年《大公报》又报道说：“北京外城自改换巡警以来，每张贴示谕均用白话 演成，条分缕析，妇孺均晓。”[103]
    从警局张贴的白话告示内容来看，实属五花八门，但是皆以开通风气、导民向上为宗 旨。其中有关于街道卫生的，“京师为首善地方，城内城外大街小巷应当干净齐整，大 小铺面军民更应合力齐心，打扫内外街道”。否则“不但外人瞧见不成模样，这种恶臭 气味令人受了最容易生病。……干净整齐实在于卫生上很有关系。卫生二字就是保养身 体性命，可见打扫街道一事是生死相关的。”[104]有关于禁赌的，“新年已过，禁止 赌博，如敢故违，定行枷责。”[105]有关于禁烟的，如“鸦片烟的害处，大伙儿都知 道的，惟抽上瘾可就成了一辈子的累了……等到父兄知道，没法子管，掌柜的知道就得 散，你看那没有络儿的，多半是烟害的。”还有保护树木的，“马路两边栽树，关系卫 生匪轻，行人既避烈日，住户亦庇绿阴，近来树多枯损，皆又护惜无人，或泼盐热等水 ，或因摇动伤根，除饬站岗警兵，随时查察认真，牲畜不准牵系，洋车不准放停。晓尔 铺户人家，其各一体凛遵，如再有人伤损，查出定即究惩。”[106]有禁卖春药的，“ 现在有一种药铺，他不管什么叫伤天害理，什么叫坏人心术，配○一种春药，任意售卖 ，向满街的墙上粘贴报单，大书种子壮阳打胎等字样，真是一件极坏的事……如查得有 制卖类似以上各药的一定不能容忍。”[107]还有批判陋俗的，“我们中国人的陋俗非 常之多，相沿已久，牢不可破，即如顶神、看香、念咒、画符等事，一经说破，毫无道 理……别的不说，就说焚烧纸帛这件事罢，究竟是何所取义……不但暴殄天物，并且也 大愚不灵……一经焚烧，火焰上冲，远看就像着了火似的。”[108]此外，还有交通安 全的，“电车已经开了，车又重，走的又快，若不小心，要是碰着、轧着，大有性命之 忧……连坐车的客人，都不可随便上下，漫说看热闹的同那些不懂事的小孩子们，岂可 以随便围着观看，跟着车跑，那不是自寻烦恼吗？”[109]还有关于食品卫生的，禁止赤 身裸体的，扫除社会谣言的，禁止烧香盂兰盆会的，要求安置路灯的，劝行人遵守路规 、遵守警规的等等，不一而足[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