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警察所贴的白话告示不仅数量大，内容丰富，涉及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 还带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目的性，合乎文明宗旨。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些白话告示从表 达上看已经比较成熟，通俗易懂，便于理解，许多文章甚至还合辙压韵，便于口头传诵 ，从而更扩大了其宣传效果。另外不同于以往的衙门告示，这种白话告示更有一种人情 味儿，语气和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感情上来讲更利于百姓接受。《大公报》曾 评价天津工巡西局张贴的白话告示说：“按告示张贴必须令愚人易解，始能有益，中国 官场向拘文法，不肯稍易示谕，虽遍街巷○，人不解识，遂成具文。今观工巡西局此篇 白话告示，○诫勉励，款洽叮咛，诚于地方大有裨益也。”[111]所以出现以上所说的 “商民乐观”，“环伺而待阅者立如堵墙”的场面就不足为奇了。由于警察是凭借官方 的力量推行白话告示，从一定程度上而言，等于是对民间白话文运动的认可与鼓励，所 以在其影响下，1905年底至1906年初，天津不少工厂、学堂的招工、招生启事，也都开 始大量采用白话文[38]（P462）。
    除了张贴白话告示外，警察也十分注重通过演讲方式开通民智。“感发人之速莫如演 说，今警部亦已用白话告示矣，吾国愚民并不识诲，谆听藐矣怪其○然而种种违警之行 为即在此辈，故白话演说尤亟亟也。”[112]所以政府所设立的宣讲所“最初也多半与 警务有关”[91]（P87）。为使下层民众对于警察制度有所认识，1905年民政部通过学部 要求宣讲所在每天晚上演讲时要抽出一个小时讲解警章[113]。北京外城巡警西分厅曾 在1906年7月公开招考演说员，要求参加者首先用白话作一篇四百字的文章，再登台演 说[114]。天津宁河县南理珠庄警勇韩凤筠，主动向当地教员学习字母官话，不久即向 人演说白话报上的文字，并向村民劝募国民捐，宣传爱国精神[115]。可以算是“启蒙 精神运动的最佳样板”[91]（P133）。
    警察还通过开办警察报刊来开民智。1906年《大公报》曾先后报道说：“闻警部人云 日前”堂官议以“警务有关治内要政”，尤宜开通风气为先，拟即筹款开办警务日报， 其宗旨首以登录谕旨及警务规条，各局示谕并采访京外新闻但有关于吏治民情一并刊入 ，以期广开民智，教化宜进而民自强矣。”“闻警部各堂以开通人心尤以报纸为收效最 快之物，拟于今春由本部组织警察官报，将所有警察卫生各事刊入报章，以期改良风化 ，共保政安。”[116]可见政府也认识到通过报纸来开民智的功效。
    除了通过以上手段直接参与开民智的活动以外，警察还通过其他方式如保护学校、宣 讲所、阅报社等间接地配合了官方和民间的开民智运动。“查警察与学校相关，凡地方 及岁儿童强迫入学，巡警得以权力行之。目前科举既停，教育宜图普及，若巡警不遍则 教育难稽。”[117]要求警察对学校要尤其着意保护。天津工艺学堂系就庙址而建，为 防止居民骚扰，校方要求巡警配合保护，于是巡警局发布告示严禁闲车闲人任意出入， 尤不得滋扰喧哗[118]。为了给学校创造良好的环境，天津巡警局还特地发布示谕：“ 现在天津学堂林立，各学生正当轻年，知识初开，于体育、德育各科尤为重要，而通商 繁埠妓馆曲班势难尽免，且天津暗娼众多，对青年学生颇多妨碍。”[119]所以下令无 论何处设立暗娼及转子房一经查出，除尽法惩治外，并将知情隐瞒之房主邻居一并重惩 。对于宣讲所、阅报社等公益机构，警察也尽力保护。天津学堂林兆翰等人欲请人在人 多的地方讲报，又恐走道的人，不知道讲报的好处，随便说闲话，存心打扰，于是南段 巡警局特出白话告示，“教众人都知道这讲报的人是奉官的，不同说书敛钱的，让众百 姓都知道知道，讲报的人专为着你们多明白点事，千万不可懈怠，要是愿意听可就要安 安静静地听他讲，假如不遵守的话，存心搅扰，就叫巡兵把那人揪来，按照扰乱公事的 罪办他。”[120]另外通过改良新戏来开民智亦为开明人士改良社会风气的一个重要手 段。但是借新戏为名，而上演淫词浪曲鱼目混珠之人也不少，所以巡警局一方面打击私 开票房排演杂剧之人，另一方面又支持正当的新戏改良活动，“以期转移社会，俾得渐 入文明。”[121]
    由上可见，警察在清末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中的确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它顺应了 近代启蒙运动的大趋势，并成为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文化在下层民众中的传播 相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愚民政策而言，是一个革命性的悖反，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 开警智和开民智的过程中，同时宣传了新民德、新国民的时代要求，对于整个社会民众 素质的提高起到了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三
    还需要补充的是，警察在维持市面、整顿金融市场、促进商业繁荣方面也起到了一定 作用。首先警察本身就有整顿市场、维持市面的专责。天津地区自设立公估局以来，“ 每日钱市即派巡警在内逡巡，遇有出售私钱，兑换无官板字样钱票者，当即扯送公所， 故私钱在钱市上一文不见，办理不为不善。”[122]南段警局还曾下令严禁私贩铜元以 控制钱市稳定，“铜元本与制钱一律岂容任意私贩，致害地方而碍市面。”[123]并且 为防钱铺奸商欺骗乡民，还要求兑换钱铺必须将每日行情详细标出，以示交易公开和便 于警察进行管理[124]。尤为值得一提的是，1904年天津义丰德钱铺闹钱荒时，南段巡 警总局及时出台措施稳定市面之举。义丰德本为天津市面流通之枢纽，其荒闭导致天津 市面动摇，人心惶恐。巡警局立即出示告示稳定人心，不仅未要求其立即归还官家的存 款，反而不惮其烦地为钱铺追缴外债，且协助其重新开业，使如此极大风波转瞬间安静 如常，大得商心、民心。人们称道说：“此等办法乃真得保商之道，为从来官府所未有 。”[125]保定也专门设有菜市，不取分文，便民贸易。再者，警察具有维护社会治安 和环境卫生的职能，客观上就为商业发展创造了一定的便利条件。“京中带去天津警兵 夜间巡逻甚勤，遇有不持灯及提包袱者则必详细究问，始准畅行。”[126]银行进行交 易时也要求警兵随时保护[127]。天津水面还特设专门巡船巡兵沿海巡逻，以禁奸诘宄 ，保护商旅[128]。至于良好的卫生环境对于商业发展的裨益也是不言而喻的。以山海 关为例，自整顿卫生后，“向之积秽等处今则一律清洁，已有小生理人在彼摆摊卖物矣 ，商民受惠于无形，岂徒有裨于卫生已哉。”[129]
    总体来说，自直隶、北京设立巡警以来，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又以天津为 最优，“中国之警察以北洋为第一，北洋之警察以天津为第一，此为天下之公论，非阿 论也。”[130]从当时的社会舆论来看，对于警察的正面评价还是很多的。“中国向有 保甲而未兴警务，然规制不密，裨益于地方者甚微，自庚子乱后……兴办警务次第举行 ，而实以天津为倡首，虽曰事属创举，组织未尽完全，然所得效果已不少。”[131]“ 京师自庚子后设立工巡局，颇多善政。”[132]由于两地的警政极其出色，所以产生了 良好的模范效应，“各省之开办警察，其一切规则无不以天津为模范，其开创之始多半 咨调北洋之警务学员，而且往往各派专员参观以为效法之准。”[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