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方记载，毛、董等人对称：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之权固在于我。我抚恤琉人，自有措施，事与贵国无关，何需烦为过问（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大公报社1932 年版，第59页。）。但在郑永宁的记述中，却只有毛、董曰：“此岛之番民，有生熟两种。从前服我王化者为熟番，设府县而治之，其不服者为生番，置之化外，未甚治理”（注：《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4 卷外交编，第40—41页。）。此外，中文记载，当时毛、董二人还曾答以“杀人者皆属生番，姑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番，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 卷，第59页。）。
    据日方记载，柳原等人又称：“贵朝之初，彼番数次掠杀他国漂流之民，但贵国未曾处置，番人益加横暴，故而今若被他国征伐，则岂只番地，当是府县或也不为贵国所有。今后若因杀人之故，而由外国占据此岛，有如安南、广东及黑龙江和我国之北虾夷，则将在我国南海之中滋一祸患，以致危及诸岛。故而，我政府谋划前往征讨之。然我大臣为保重两国友谊，姑且压制众人诤言，就此奉使之便，明告贵国政府，以避免猜疑。尔后治理化外之地，全与贵国无涉，当无侵越之忧。此事我政府本来不欲相告，唯我大臣肩负外务重任，若因惩办此一小丑，而失邻国之和，何以对天下焉。而且，我国胆略勇敢之士，闻琉民遭害之事者，皆为之切齿，愤懑添胸。策动政府问罪，若不消散此气，势必激乱而不能防，越境为寇而不待日。是亦两国无端伤和之源，万一至斯，则我皇帝今日遣我大臣，前来聘问贵国皇帝，并换约缔好，终有何用？是我大臣出以公心，一团好意也。敬乞谅察”（注：《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4卷外交编，第41页。）。
    后来，总署恭亲王在奏折中言称，副岛在京之时，“从未议及有派兵赴台湾生番地方之举。究系因何兴兵，未据来文知照”。柳原本人后来在对总署的照会中，也仅是言称曾对总署大臣说过“派差查办”（见下文）。由此可见，郑永宁所谓柳原业已告诸中国，日本政府将要出兵台湾的说法，值得怀疑。因为就当时日本政府的决策而言，尽管柳原前光或郑永宁等人可以知晓，似也不会（也未授权）事先告之于人。
    从上述记载来看，总署大臣可谓言出语实，承认台湾土著有所谓生熟之别，且谓如同日本的虾夷、美国的红番，并表明了琉球、台湾皆为“属土”之意。而柳原则称台湾生番非为中国所属，且谓琉民即是日本臣民。此外，柳原还曾谈到：“贵大臣虽将琉球称作属国，而我只是将之视为我国属地，现今不是对贵国理论两属之归着也”（注：《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4卷外交编，第28页。）。显而易见， 日本政府所采取的外交策略是，否定台湾番地为中国所属，回避日军侵台问题，而且不顾当时的中琉关系，公然言称琉球为日本属地。中国总署大臣虽然提出了琉球乃是属国问题，但柳原前光拒绝理论，以致后来中日关于日军入侵台湾的交涉中，日方仍是只谈台湾生番，避而不谈琉球的归属问题。
    可见，副岛此次来华换约以及参加中国皇帝亲政大典，实乃心怀叵测。对此，郑永宁也完全承认：“副岛大使之适清，换约为名，谒帝也为名也。惟因筹划征伐生番而有此行”（注：《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4卷外交编，第44—45页。）。
    二、日军入侵台湾与中日交涉
    副岛归国后因内部矛盾而辞职，但这并没有影响日本政府推行既定的对外政策。1874年1月，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右大臣岩仓具视， 鉴于国内形势和所谓要在“海外发扬国威的意义”，都认为“对生番兴问罪之师，实为必要”（注：《对华回忆录》，第38页。）。于是责成大久保利通（政府参议、内务卿）和大隈重信（政府参议、大藏卿），负责此事的调查研究。同年2月6日，大久保等人提交一份《台湾番地处分要略》（注：据东亚同文会编《日本外交文书》第7卷第1号文书；《对华回忆录》，第38—40页。），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台湾土番部落，乃是清国政府不逮之地。故将之视为无主之地，道理具备。因此，报复我藩属琉球人民被杀，乃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而征番之公理，亦于兹获得主要依据。第二，清国官吏若问及琉球之所属与否，当准照去年出使之辞，言明琉球自古为我帝国所属，且言明现今累沐皇恩之实。第三，清国官吏若以琉球向本国遣使纳贡为由，主张两属之说，当不予理睬，以不应其议论为佳。无论如何，由我帝国完全控制琉球之实权，且使之中止遣使纳贡之非礼，乃是台湾处分后之目的，不可与清国政府空为辩论。第四，清国政府若论及台湾处分，当确守去年之议，收集其政权判然不逮番地之证据，不为所动。
    日本政府认为上述要略“极其得当”，并确定了逐条实施的大体步骤（注：《对华回忆录》，第40页。）。4月4日，任命陆军大辅西乡从道为陆军中将、台湾番地事务都督。翌日，又任命陆军少将谷干城、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参军，且设置台湾番地事务局，以大隈重信为事务局长官。同日，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奉天皇之命，向西乡从道颁发委任状。内称：“就台湾番地处分之事，命汝从道为事务都督，凡陆海军务以至赏罚诸事，皆委以全权，当遵奉委任条款，黾勉从事，克奏成功。可问暴杀我国人之罪，行相当之处分；彼若不服其罪，可临机以兵力讨之；应确立尔后我国之人至彼地时，防止不再蒙受土人残害之方法”（注：岩仓公实迹保存会编《岩仓公实记》下卷，1927年再版，第130页。 ）。
    至此，日本政府开始采取军事行动。4月9日，西乡从道率领军舰开赴长崎。大隈重信亦于17日赴长崎就任事务局长。此外，任命柳原前光为驻华公使，福岛九成为驻厦门领事。
    英国驻日公使巴库斯，闻讯日本将要出兵台湾，于4月9日致函日本新任外务卿寺岛宗则，称“在台湾之通商港口，我国人民持有不少货物利益，贵国政府将军队开赴台湾岛，拟作何事？又，运送军队军粮之外国船只，将开赴何港或开赴何地？拟向阁下探询，请予急切注意”（注：《日本外交文书》第7卷第16号文书。）。美国、意大利、 俄国和西班牙等国公使或代理公使，也先后质问日本外务省。英、美等国公使的态度，使日本“朝野为之动摇，决定暂且停止出师台湾，先与中国政府交涉”。4月19日，三条实美派出权少内史金井之恭赶赴长崎， 命令大隈重信回京，并令西乡延缓出兵，以待后命。但是，业已率兵集结在长崎的西乡坚持强硬态度，声称“从道拜受大命，不辱节钺之任。出师在途，未及数日，则搁置大命乎？且延留本港……恐士气沮丧，何以等待后命焉？从道既奉铃玺敕书，已非前日之从道，今日纵使太政大臣自来传谕，也不敢奉之”（注：《岩仓公实记》下卷，第145—146页。）。26日，西乡传令各舰积储煤炭用水，翌日，又命270 名军兵搭乘“有功丸”先行，福岛九成也一并随船前往厦门。
    是时，三条实美又加派大久保利通前往长崎。而西乡得悉消息后，却于5月2日命令“日进”、“孟春”、“明光”和“三邦”4舰， 在谷干城等人的指挥下，开往台湾社寮港。5月3日，大久保抵达长崎，经与西乡、大隈商议后，反而赞同西乡的意见，也即：督促柳原前光急速赴任；西乡雇佣或购买船只向台湾进发；“如酿出难题，则由大久保首任其责”（注：《岩仓公实记》下卷，第150—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