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政府的战争准备与蓄谋
    7月9日，日本政府讨论“善后策”。此时，日本政府业已知悉前述闽浙总督（日方记称福建总督）李鹤年5月11日对西乡的复照， 以及潘蔚7月1日致柳原的信件内容，但是，不仅没有就此罢兵的意图，反而决定了《出师之议》。其中，除了重复所谓侵台“原由”外，还认为潘蔚“胸中含蓄战心，斗胆包藏骄气，故而显形于外”。并由此推测，“现今柳原公使仅以舌战笔斗，将是极为困难，或者彼我议论果真分歧之时，则和交将随之破裂，而一旦破裂，则有不测之祸，实难预料，不可不为深虑也”。进而认定：“事理形势迫至于斯，不以兵权壅制于彼，何以破彼之骄气，又焉能确立帝国所以为帝国之体耶”。这就是说，此时的日本政府业已准备对中国进行一场战争（注：全文见《大久保利通文书》6，日本史籍协会1928年版，第30—35。）。
    同日，日本政府向陆海军两省下达备战训令，并于16日派遣外务省四等出仕田边太一来华，向柳原传达政府的上述决议，以及对华谈判要领、须知。其谈判要领如下：“台番凶暴残虐，绝无人理，不独我民罹致其毒，万国同为所见，天人俱怒也。清国既已共接其壤，何以久而傍观不问耶？岂非恐其强悍，而肆其恣乎？尤有甚者，竟至托言不易俗之古语。是乃我皇帝陛下遂派都督亲临其地，而问其罪之所以也。也即，以保我民为义务，为匹夫匹妇而报其仇，进而为东洋航海者，长远除去此害，以惠万国人民。故而不厌费财，竞从其事。今已剿抚得所，全番悉向我化。该地清国既视之化外而不理，则不得言其所属无疑。而今占领此地，教化此人之权，果当属谁耶？我日本政府不得不任之也。也即，建官、置兵、布政、设刑，皆乃不得已之义务。是决乃利其地而非贪其人也。再者，立使番民不再恣其猖狂之法，乃日本政府之志。故而，清国政府为固其疆场，因我在此地而有危惧不安之情。若举其地而予之，固不足惜，但唯是尔后如何处置？即如潘蔚照会中所云，设营、派遣兵船，以望楼灯塔等戒备不虞，充实便利通航之备，乃是以期代我日本政府之义务。又，时至今日，清国政府在其接壤之地，依然怠于教化其人，因而我日本政府不得不行剿抚怀柔。我日本政府所糜资材，所耗人命，也当由清国政府支付相当补偿”（注：《岩仓公实记》下卷，第179—180页。）。
    此外，日本政府在给柳原的谈判须知中，对一些具体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其主要内容有：第一，与清国委员谈判番地处分，概当准照别纸要领（即如前述），不得丝毫屈挠，且应致力议决，无故不得拖延立约盖章。第二，谈判之要领，在于获得偿金及让与攻取之地，但不可始有欲求偿金之色，是欲无取议论把柄于我。第三，谈判逐渐涉及偿金数额时，虽在要求所费之外，但不能由我提出，宜将彼之所云报告政府，以伺机决定若干。第四，谈判若达到要领之所欲，当从速立约。第五，前文条约成立，当公然通知政府，政府乃命都督撤退台地之兵……但不可预定兵员退了期限，当伺政府旨意。第六，当以此次机会，断绝琉球两属之渊源，开启朝鲜自新之门户。此乃朝廷之微衷，当职者之秘计。第七，据命达意，虽因谈判而失两国和好，除尽力注意外，责任不归公使，政府自当其责，可相机处理，无需顾虑（注：《岩仓公实记》下卷，第180—182页。）。
    这一须知进一步证实了日本借故侵台的种种蓄谋，不仅企图借机切断中琉关系，以达到占有琉球的目的，而且还要打开朝鲜门户，向大陆扩张，并对中国索取偿金乃至占有台湾之地。
    1874年7月30日，柳原进京，并开设日本驻华公使馆， 尔后始与总署交涉。8月7日，柳原照会总署恭亲王，称：“上年我副岛大臣在京议论觐见事宜，初因礼节不合通例，克欲束装谢辞回国，特派本大臣至贵衙门，代陈台湾生番之事，是与副岛大臣亲口相告原无差别。是时，本大臣云：我国属民既受生番枉害，必须派差查办，以尽政府义务。此举意在除凶安良。唯是番地不奉贵国政教，划地自居。鉴于我国此行恐触贵国嫌疑，故特相告而去”。“我国以为，伐一野番，本不欲告诸他人之国，然我副岛大臣笃念两国和谊，乃尔相告。至带兵与不带，唯我所欲，且贵王大臣当时并无细论，又无异议，于我何所再言？况且特为防范嫌疑而相告，本无请允查办之意，又何烦文书往来？……有如来文所称：贵大臣此次来华，如谓修好，则现在用兵焚掠中国土地，又将何说等。本大臣查，贵国从前弃番地于化外，是属无主野番，故而戕害我琉球民五十余名，强夺备中难民衣物，悯〔冥〕不知罪。为一国者，杀人偿命，捉贼见赃……何乃置之度外，从未惩治，是无政纪又无法典焉……故而，我国视为野番，振旅而伐之也”（注：《日本外交文书》第7卷第109号文书。）。
    柳原的上述照会，可谓振振有词。一曰“我国属民既受生番枉害，必须派差查办”；二曰“番地不奉贵国政教，划地自居……是属无主野蛮”；三曰中国王大臣“并无细论，又无异议”。如是说来，日本也就可以“振旅而伐”了。然而，重新核对日方有关柳原与总署大臣的谈话记录，便可以发现：柳原的上述说法，实属自欺欺人。其一，中国总署大臣当时曾明确表示：“本大臣等只闻生番掠杀琉球国民，不知与贵国人有何干系。琉球国乃我国藩属”，显然，这是对日本所谓“我国属民”的否定。其二，中国总署大臣明确言称：台湾“番民有生熟两种，从前服我王化者谓为熟番，置府县而治之，其未服者为生番，置之化外，未甚治理”。此种回答，虽被日方作为把柄、口实，但也不能说明是为“无主野蛮”。其三，据日方记录，柳原也曾明确言称：“贵大臣以琉球为属国……而今非与贵国议论（琉球）两属之归着也”。这说明中国总署大臣与柳原前光曾有争论，何谓中国大臣并无异议？再者，中国总署大臣本欲他日再作答复，而柳原等人却“语毕乃别”（注：关于柳原前光与总署大臣的谈话记录，日方现有两种：一是《柳原前光郑永宁等在总理衙门问答颠末》；一是《副岛大使适清概略》，分别收入《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4卷外交编，第27—28、33—45页。本文皆有参准。），又何从谈起中国王大臣“并无细论”？
    由此可见，柳原直接与总署交涉，实无自省之心，反有强人之意。8月15日，柳原与中国大臣会晤后，再次向总署递交照会， 称“本大臣前次所称既无政教，又无法典一语，正指生番而言。总之，以我堂堂独立之国，伐一无主野蛮，何用邻国允许？唯以其地连结，恐生嫌疑，故特相告而已。其地果真属于贵国，何不当时闻告、立即坚行辞却？迨我国命将惩办，将次慑服，纷纷异议、言其不可，抑已无及”。“本国政府既视台湾生番为野蛮无主之地，现已奉诏惩办，今日贵国虽引经据典加以拒绝，我军也决不废止此事。俯冀贵国政府因此定欲如何，即为裁示”（注：《日本外交文书》第7卷第119号文书。）。
    8月20日，柳原又照会恭亲王等， 督促清政府尽快作出“定欲如何”的答复，并限定3日“即给明确决定之回文，如过三日不见裁复”， 则“断为贵国朝廷并无异议”（注：《日本外交文书》第7卷第123号文书。）。8月22日，恭亲王等答复：“现在下场办法，自应还问贵国， 缘兵事之端，非中国发之，而由贵国发之也。若欲中国决定裁复，则曰台湾生番确为中国地方，若问后局方法，则曰唯有贵国退兵后，由中国妥为查办，查办既妥，各国皆有利益。况中国既不深求，而贵国所云恤民之心已白，并不徒劳，足可下场。至来函……期以三日即给明确决定之回文，如过三日不见裁复，即断为贵国朝廷并无异议等语……揆之情理，岂可谓平乎？仍请贵大臣酌之”（注：《日本外交文书》第7卷第125号文书。）。恭亲王等人的上述答复，可谓据理力争。惟是在尔后的中日交涉中，未能坚持。
    8月24日，柳原在复文中依然言称， “兹特所以明告者：我国既已依仗自主之权，伐一无主野蛮，奚容他国物议？”（注：《日本外交文书》第7卷第127号文书。）可见，在中日有关日军侵台事件的交涉中，日本政府自始便是恣意诡辩，旨在压迫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