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日议立台事条约
    1874年8月1日，日本政府任命要员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办理大臣。 8月5日，向其发布任命敕语、委任状及委任权限。 其中明确规定：（一）对全权公使柳原前光之密敕及田边太一所传递之件，乃是纲领不动之要旨，但据实际不得已之情况，有相机取舍谈判之权（另件记载为议决之权——本文注）。（二）谈判虽以保全两国亲近为主，但不得已时，有决定和战之权。（三）根据时机事宜，有指挥在华官员人等进退之权。（四）事实不得已时，虽是武官也有指挥其进退之权。（五）李仙得虽有委任，但相机也有使之进退之权（注：《明治文化全集》第11卷外交篇，第82页。）。这说明，日本政府派遣实力人物大久保来华，实际是赋之以更大的权限来推行既定的对华政策。
    9月10日大久保抵达北京。9月14日至10月23日，中日双方一共举行7次交涉。历时1个月之久。大久保一开始便采取先发制人、反客为主的策略，不再妄谈日本出兵侵台的“理由”，而是率先提问：“贵国政府实地于生番有几许处分”，从而把谈判的话题完全转向中国内政；而总署大臣文祥答称“若问实地处分，一时难以俱悉”（注：〔日〕金井之恭：《使清办理始末》，《明治文化全集》第11卷外交篇，第85页。），又恰好被大久保的谈判策略所左右。因此，中日关于台事条约的交涉，自始便是在日本居于主动，清政府处于被动的情况下进行的。
    大久保在首次交涉中便提出如下问题：（一）“贵国既以生番之地谓为版图之内，何以迄今未曾开化番民？（夫谓一国版图之地，不得不由其主设官化导，不识贵国于生番果真实施几许政教乎？”）（二）“万国已开交友，人人互相往来，即于各国，无不保护航海者安宁。何况贵国素以仁义道德闻于全球，怜悯援救外国漂民，固所深求，而见生番屡害漂民，置之度外，不曾惩办，乃是不悯他国之民，唯养生番残暴之心，有是理乎？”（注：《使清办理始末》，《明治文化全集》第11卷外交篇，第87页。）
    然而，在大久保有备而来的情况下，总署未能探寻日本政府的动机和目的，以致陷于被动。当总署就上述说法表明“台湾生番地方，中国宜其风俗，听其生聚。其力能输饷者，则岁纳社饷，其质佼佼秀良者，即遴入社学，是为宽大之政，以寓教养之意。各归就近厅州县分辖，并非不设官也”，并说明“中国与各国通商交好，遇有各国官商民人船只，意外遭风及交涉案件，各国商民受到亏损等事，一经各国大臣将详细事由照会本衙门，必为立即行文查明，妥善办理，办理虽有难易迟速不同，却从无搁置不办。如生番此案，贵国如有详晰照会前来，本衙门无不查办。而且，本衙门甚为不愿发生此等事情，此后尚需设法妥善筹措保护，以善将来”（注：《使清办理始末》，《明治文化全集》第11卷外交篇，第91页。）。之后，大久保在第三次会晤（9月19日）时，反而得寸进尺，复又提出：“因对过日贵方之答复不满之处很多，犹有咨问”（旋即有长篇质疑），而且言称：“就台湾番地确为贵国版图而言，前日之答复，终究难以冰解……公法云，政权不及之地，不能认作版图。我坚信非为贵国版图”（注：《使清办理始末》，《明治文化全集》第11卷外交篇，第93页。）。
    此外，据日方记载，中日双方进行第三次会晤交涉时，总署还曾专门出示多达数十卷的户部文书，也即台湾收税簿记，以证实台湾番地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然而，在场的日方翻译官郑永宁，竟然（应是秉承大久保之意）“斥之无暇观看”（注：《使清办理始末》，《明治文化全集》第11卷外交篇，第96页。）。进而，则针对总署的答复，日方再次提出种种诘问。诸如：
    总署答复“宜其风俗，听其生聚”。而大久保则称：“此二语奚足以为属土之征”；
    总署答复“力能输饷者，岁纳社饷”。而大久保认为：“所称社饷者……如弱者而馈献于强者，不得称为税也。其或不出于民，独出于酋首，或有往来两间贸易……献其所获，藉名社饷，以图混冒，愿闻其详”；
    总署答复“质佼佼秀良者，遴入社学”。而大久保则谓：“如取二三番儿入学，不足以为教养之征”；
    总署答复“中国与各国通商，遇有各国商民受到亏损，一经照会，必为立即查明，妥善办理”。而大久保则称：“犯而后罪，不如先事教化之便，告而后办，不如未告先究之捷，既不教化于未然，又不查究于已发，反责他人不详晰照会，此非搁置不办而何？虽云设法妥善筹措，以善将来，本大臣未便据信”等等（注：《明治文化全集》第11卷外交篇，第96—97页。）。
    由此可见，日方完全是强词夺理，以掩饰其出兵入侵台湾之本意。
    9月22日，总署根据大久保的诘问再次作出答复：“夫台湾之事， 贵国之兵，涉我土地，中国并未一矢加遣，且生番地方本属中国，无论事前事后，不待本衙门论及，久为中外所共知。贵大臣开列条款，逐层诘问，本衙门仅止逐条答复，并未别条转诘，原望妥恰办事，曲全和好。若如此诘责，几等问官讯供矣，政事应听其国自主之谓何？……倘再如此，则本衙门不敢领教，以免徒滋辩论，致伤和睦”（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七，第39—48页；《明治文化全集》第11卷外交篇，第97—100页。）。
    然而，大久保在接到复照后，不仅没有就此了结，又于9月27 日及10月4日两次向总署提出照会，并在10月5日的第四次交涉中扬言：“与贵大臣等几经议论，仍不能决，因而将于近期归国”（注：《明治文化全集》第11卷外交篇，第110页。）。 但当总署大臣文祥表示“我等并无不应贵问之事。至于归国，非所强驻”（注：《明治文化全集》第11卷外交篇，第110页。）时，大久保于10月10日提出了“第三次照会”。再次重复“版图之义，果确无疑耶？”“番土非贵国所辖治也”，并在文末言称：“本大臣输诚致款，不为不竭，启衅滋端，其咎孰任？”“今期五日，欲知贵王大臣果欲保全好谊，必翻然改图，别有两便办法”（注：《明治文化全集》第11卷外交篇，第110—112页。）。一面把交涉难以进展的责任推卸给中国，一面又想达到本国的目的。
    为此，大久保在总署作出“稍迟数日”答复后，则利用时机于10月14日分别拜访英、法驻华公使，并向两国公使言称：此次日本出兵，“化费莫大经费，非有可使我国政府满足之处，非有对人民可以辩解之理，尚难退兵”，以及所谓“此举原为我国之义举……若能保全我国此种名誉，则可退兵”（注：《明治文化全集》第11卷外交篇，第116页。 ），以期英、法公使出面，迫使中国总署就范。而英国公使威妥玛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介入中日台事交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