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铸币权分散的严重局势，户部于1904年奏定在天津设立国家造币总厂，着手统一铸造银元、铜元。但为时已晚，各地铸币活动已成燎原之势。1909年，度支部又制定银钱票章程，不许地方官商银钱行号增发纸币，对于已发行的逐渐收回。次年又奏定兑换纸币则例，规定由户部银行所改组的大清银行筹备兑换准备金，并陆续将各省商号所发行纸币，每年收回二成，五年内全部收回。以上办法虽好，但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这一进程被迫中断。
    此外，清政府也没有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禁止外国银元在中国市场上的流通，而是让其与本国货币一起流通。这种中外货币同时并用的局面不能不给当时币制改革增添新的困扰。
    其四，币制改革缺乏必要的财力作后盾。众所周知，币制改革涉及内容广泛，费用支出较多。然而在当时，清政府的币制改革长期却是在险恶的社会经济环境中进行的。据载，甲午战后至辛亥革命的10余年间，清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不断恶化。1894年尚盈余75万两，1899年赤字为1292万两，1911年上升到1729万两（注：以上数据引自《光绪会计表》、《清朝续文献通考·国用六》、《清史稿·食货六·会计》。）。在入不敷出、财力匮乏的条件下，清政府要想筹集大量资金进行币制改革是极为困难的。
    另外，清政府从一开始就力图借用外资以推进币制改革。然而，西方列强对中国币制改革的态度是以各自利益为转移的。从要求稳定通货，有利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来看，他们是支持清政府进行币制改革的。如1911年4月，美、英、法、 德四国银行团与清政府签订《币制改革与振兴实业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1000万英镑（注：《中外条约汇编》，575页；《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第1册，49页；柳贻征著《中国文化史》下册，523页。）。但是，对于摇摇欲坠的清政府， 西方列强是不会真正拿出1000万镑作冒险的，实际上只借了40万镑作诱饵。辛亥革命爆发后，借款全部停付（这40万镑的借款也在民国2 年袁世凯签订的善后大借款内扣还）。这表明清政府并没有引进币制改革所需外资，仅靠自己微薄财力支撑，连维持自我生存都十分困难，就更谈不上要进行彻底的币制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