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束引言之前，让我扼要地回顾一下1985年恢复文官政府以来土地问题的状况。虽然农民的命运一直是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热门问题”，但贫苦农民的境遇却无大的改变。有关各方都在为自己的主张寻求支持：大地主迅速行动起来，建立起强大的组织，与小土地所有者结成联盟，反对土地改革；农村中地位较低的各阶层也以各种名目组织起来，寻求各自的利益。与此同时，联邦政府设置了土地改革部，虽然这并不一定就能保证达到目标，但至少提供了一个机会，公众可以据此采取（或不采取）行动。
    希施曼把农民应变的反应分作“退出--呼吁--忠诚”三种类型。这种三分法也许有助于分析其各自的特点（注：Albert O.Hirschman,Exit,Voice and Loyalt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70.）。按希施曼的观点，反应的强烈程度按着“企业、组织、各州的顺序依次降低”。“退出”是典型的市场反应，“呼吁”则属于政治领域。然而，从经济到政治，或者说从退出到呼吁，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现象。概括地说，“退出指的是从一种结构转到另一种结构，呼吁是决定停留在原处之后的运作方式”（注： Stein Rokkan.'Politics between economy and culture',SocialScience Information 13（1），1974.p.35.）。“退出”指的是参与者（行动者）不再保持效忠，而“呼吁”是以“忠诚”为基础的。但忠诚并不一定等于承认效忠对象的合法性。“呼吁”总是意味着不退出“游戏”（指竞争），虽然对有关规则可能提出质疑。“忠诚”可以有效地阻止“退出”，但既作出“呼吁”就不可能是一种“无意识行为”。希施曼认为，在铁板一块的垄断统治下不可能作出什么“呼吁”。人们因此可以想到，除“退出”外，还有另一种选择，这就是屈从（注：Hirschman himself has called attention to the need to consider 'acquiesence' as a possible alternative to 'exit'.See Rokkan.op.cit.,p.30.）。 我将从这三种合乎逻辑的反应出发，探讨农村劳动者是怎样应变的。此外，还要提到“衰退”这个概念，它的意思是参与者实际生活条件的恶化或期望的破灭。
    第一个时期：旧共和国（1889-1930）
    19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巴西社会经历了重大的变化，最突出的就是废除奴隶制，以及共和制政府取代了1822年巴西脱离葡萄牙独立后建立的帝国。除了劳动制度和政治结构方面的决定性变化以外，其他重要的变化还有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铁路交通的发展，以及欧洲移民大批涌入咖啡种植园。
    在中南部，新开辟的咖啡种植区蒸蒸日上，发展变化之快引人注目；传统保守势力的代表--东北农业区也已开始现代化，虽然步伐要慢得多。这两个区域现代化的速度和范围虽有差异，却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征；现代化主要是在大地主的庇护下进行的，他们阻止现代化带来的利益在广大范围内分配。现代化并没有使农村的穷人得到多少好处，其根本原因必须在农业社会变革的特殊扩散方式中寻找。
    19世纪末巴西现代化背景的特点是农村大地主庄园：它经营规模大，产品面向国际市场，而劳动制度则以对劳工实行普遍剥削为基础。对这种从往昔继承下来的古典综合症--奥伊科式的大地产、单一作物出口、奴隶制--不必多费笔墨，重要的是它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抑制了强大而独立的城市经济的出现，也妨碍了独立的农民阶级的巩固。无论怎样估计奴隶制的影响都不会过分，它把奴隶当做商品，从而在劳动关系方面延缓了契约制度的建立。
    奴隶制几乎统治了全部巴西农业，没有给自由劳动留下多少余地。在奴隶制下，穷苦白人或从附近的种植园寻求保护，或从事勉强维持温饱的耕作，此外别无出路。一旦他们耕种的土地遭到大地主的觊觎，就只有被迫放弃（注：See Caio Prado,Jr.The ColonialBackgroundof Modern Brazil.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除此之外，奴隶制还延缓国家力量深入农村。为阻止农民扩大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地主竭力维持对其领地范围的统治。
    这种状况转而又使农村的统治阶级得以在废除奴隶制以后凭藉优先购买土地的权利而继续牢牢地掌握统治权。为了更好地理解受到控制的变革及其对农村贫困者的影响，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经济的决定作用及其和政治决策二者间的相互关系。要说明这一点，首先要考察一下国家的两个主要出口地区：东北蔗糖产区和中南咖啡产区（注： For the sake of simplicity.I have limited the analysis at this point to the newer coffee areas.since they were the ones facing acute labour problems.Thus,whenever I refer to the Central South.I will have in mind especially the Western areas of the state of Sao Paulo.The older coffee plantations of the Paraiba Valley had different prospects which the
    present discussion bypasses.）。奴隶制度一经废除， 这两个地区的地主便被迫要设法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经济问题：压低劳动力成本。 东北地区由于经济停滞，人口集中，使向自由劳动过渡成为一个漫长的过程。1888年奴隶制的废除对该地区劳动力市场状况影响很小（注：Eustáquio J.Reis and Elisa P.Reis.'As elites agr árias éaabolicào da escravidao no Brasil',DADOS 31（4），1989,pp.309-41.）。根据人口普查资料，1872年东北地区总人口中奴隶仅占10%。最广泛的劳动力资源来自代替奴隶的当地土著人。他们可以以定期向种植园糖厂供应甘蔗为交换条件，得到小块土地，勉强维持温饱。总而言之，正如盖洛韦所得出的结论，在东北地区种植园主看来，“废除奴隶制是一个财政、 政治和感情问题， 而不是一个劳动力问题”（注： J. H.Galloway. 'The last years of slavery on thesugar plantations of Northeastern Brazil', Hispanic AmericanHistoricalReview,No.51,November,1971,pp.586-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