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经济在1930-1964年期间取得惊人的发展。尽管如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究竟得到多少好处，仍是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在国家工业取得长足进展、城市工人也从新的社会立法中获益之际，农民和农业工人的命运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他们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饱受古老的家长制残余和保护人关系网的束缚之苦。那些真正成功的人，无一不是弃农务工或加入城市服务业庞大队伍者。因此，对贫穷农民来说，摆脱贫困的惟一出路就是采取个人“退出”的策略。
    巴西广大农民试图以“退出”摆脱贫困，但仍不足以抵消土地所承受的巨大人口压力。根据1950年的人口普查，全国人口的60%，也就是说有3320万人生活在农村。同年的其他调查资料还表明，小农场（面积不足10公顷）占全国农场总数的34.4%，却仅占全部农业用地的1.3 %，而1000公顷以上的大农场仅占农场总数的1.6%，却拥有50.9 %的农业用地（注：Brasil:FIBGE,Censo Agro-Pecuário,1950.）。
    农民流入城市不足以抵偿高出生率和土地占有集中的爆炸性结合所产生的影响。人口迁移这个安全阀已经失效，这在50年代初就已显露端倪。50年代10年间的特点是出现了农民的政治动员，主要是在东北地区，其他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巴西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迹象：“呼吁”有可能最终取代“退出”和“忠诚”，成为生活在恶劣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农民的典型反应（注： There were also scattered manifestations of open protest and revolt,essentially in the agricultural frontiers of both the South （Paraná，1950）
    and the North （Maranhao,1951）。）。
    农民这种反应的新模式有两个主要内容：建立“农民联盟”，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组织农村工会，要求改善劳动契约条件。初期，“农民联盟”比农村工会发展得更为顺利，因为后者遇到了一些法律上的障碍。瓦加斯执政期间城市工会得到积极扶植，但从1933年到1954年，巴西全国一共才有 5 个农村工会依法获准成立（注： ClodomirMoraes.'Peasant leagues in Brazil',in R.Stavenhagen （ed.）。Agratian Problemsmand Peasant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Garden City.NY:Doubleday,1970,pp.453-501,esp.p.456.）。“农民联盟”是小业主、分成制佃户以及在公有地上定居者为保卫自己权益而成立的组织。这一组织找到了绕过现行“法律”偏见的办法，并有关于合作社的立法可资遵循，因此其结社条件比遭到工会章程多方限制的农村工会要宽松得多。
    这两种农民组织都有可能得到左翼政党的支持和来自外部的积极领导， 尤其是那些有潜力成为代表农民进行有效“呼吁”的力量。 自从1961年第一届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呼吁”的组织声势日渐壮大。“农民联盟”最初仅出现在东北地区，不久之后，巴西的22个州中就有13个州相继成立这种组织（注：See Clodomir Moraes.op. cit.See also Aspásia de A.Camargo,'A questao agrária.Crise de poder e reforms de base （1930-1964）',in História Geral da Civilizacao Brasileira （3rd edn），Sao Paulo:DIFEL,1981,pp.121- 224.Cynthia Hewitt. 'Brazil:the peasant movement of Pernambuco,1961-64',in Henry Landsberger （ ed.） , Latin American Peasant Movement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9.）。以推进基本社会改革为宗旨的古拉特总统的新政府， 在政治上谋求农民的支持，并为此颁布了新的法律，为农村工会组织的建立扫除了法律障碍，使其很快遍及全国。1963年11月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CDNTAG）成立时，它已拥有743个会员组织， 这些组织大多数还处于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
    农民动员起来的步伐和规模是不可低估的，但人们也过分夸大了巴西农民“呼吁”声浪的潜力。这主要是由于它向统治农村几百年之久、从未受到任何威胁的地主霸权地位提出了挑战。巴西农村是传统的象征，这种传统由于统治阶级各集团之间达成的一致而得到巩固，即使1930年的革命也未能予以破除。无论如何，农民“呼吁”的最初要求构成了对现状的威胁，促使反动地主阶级和城市上层分子迅速联合起来。他们认识到，农民的政治要求与他们的寡头统治是不相容的。
    因此，农民的政治动员就成为1964年发动的军事政变的决定性动因之一，这场政变导致了历时20年的独裁统治。反动势力把土地改革的要求和把劳工权利扩大到农业工人的要求当做对社会秩序的威胁，而且认为有导致共产主义的危险，因而采取压制政策。土地问题是现存政治秩序的致命弱点，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如此迫切的全国性问题在统治阶级以及城市中产阶级中激起这样强烈的畏惧反应，这些人因此支持政变，以期“避免共产主义”。军政府采取的公开镇压政策，使农民通过“呼吁”以求解决土地问题和改变政治上卑贱地位的努力陡然中止。
    第三个时期：军政府及其以后
    在军事独裁统治下，土地问题有了新的发展，其后果如何，迄今尚未得到充分研究。一方面，掌握国家权力的军人扼杀了刚刚兴起的农民动员，查禁农民联盟，封闭农村工会，逮捕和拷打农民领袖和他们的城市顾问。军政府凭藉武力，使土地问题不再成其为政治问题，而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按照军政府的施政纲领，将以技术专家制定的措施取代农民的直接参政。
    这一切深刻影响了农民的命运。农民为了应付政府实施的政策，主动采取各种行动，其后果和长期影响使土地问题今后将表现出新的特点。土地问题业已成为当今巴西民主化议事日程上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可以看出，独裁统治时期的政府就土地问题采取了三项基本方针。首先，千方百计绕过长期形成稳固地位的地方掮客的中介作用，直接深入到农村，从而使旧的保护者-被保护者的关系网即将由新的取而代之，改变了政府与私人权力的交换条件。一大批负有行政责任和提供公营服务与商品的官僚机构相继建立，使农民对政府的权威有目共睹。
    其次，行之有效的现代化政策迅速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促进了两个业已形成的趋势的发展：（a）农村劳动力完全商品化， 即以雇佣劳动取代租佃关系、地主与佃户分成，以及其他形式的半契约性质的劳动关系；（b）投入大量农业资本， 将传统地产和小型家庭农场转变为现代农业企业。第三，既鼓励大农场，又容许个体农户开垦荒地。垦荒成为对政策和政治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头等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