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争取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军政府统治下的农业劳动者所采取的另一行动是有组织的“呼吁”，陷入彻底无产阶级化境地的农业工人更为普遍地实行这一策略。例如，在巴西中部和东北部的大甘蔗种植园中，农业工人采取的斗争手段与城市无产阶级便很相近。资本主义大农场的劳动者进行斗争，主要是为了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他们的主要武器是罢工，甚至在军政府倒台以前就已有罢工发生（注： See Lygia Sigaud.Greve nos Engenhos,Rio de Janeiro:Paz e Terra, 1980.See also CONTAG.As Lutas Camponesas no Brasil,Rio de Janeiro:Marco Zero,1980.）。农村无产阶级已经显示出集体的力量， 但仍需求助于工会、政党、教会以及其他自愿团体。这些政治力量对他们至关重要。农村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如何，与其社会经济前景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三项战略是借助政府作为鼓励而提供的某些经济优惠政策。少数人有条件利用政府对修建公路和仓储设施的投资、有补助的信贷、官方最低价格以及其他鼓励性措施等等以发家致富，成为中小资产阶级企业家。 他们的经历可以提供许多生动的事例（注： Consideringas 'small capitalista' those whose farm units are from 10 to 100 hectares,we can see that in 1980 this group, occupyingnearly 21 per cent of total farm lands,was responsible for 44.3 per cent of total agricultural food production for domestic consumption,and for 37.9 per cent of total agriculturalproduction for export and industrial consumption.See Marcos C.de Albuquerque,'Agricultura Brasileira no periodo 1960- 80',Sao Paulo:EAESP/FGV,1985,mimeo.）。确实，这些人的成功导致一部分农民离开本阶级队伍，力争加入小资产阶级行列。这一转变使他们在政治上愿意和右翼激进民主联盟（UDR ）中的地主阶级结成新的政治同盟（注：Luis Ricardo Tavares.'A pequena burguesia agrária e a UDR',Rio de Janeiro:IUPERJ,April,1988,mimeo.）。这部分小资产阶级农场主主要致力于面向市场的经营。他们的行为迅速政治化，因为他们发现，在这个开放的政治环境里必须动员起来，促进符合自身利益政策的实施。这些人原本是军政府现代化政策列车上的“免票乘客”，现已开始成为自觉的行为者。他们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与谁结盟，将根据实际需要而发生巨大变化。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小农资本家并无二致。
    最后，但并非无关宏旨的一点是，还有大量农民对现代化力量的反应如何尚不清楚。有时他们的反应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们面对各种没有完全认清的力量和发展趋势，表现得无所适从。这里我特别要提到的是农业工人，尤其是传统的分成制佃户，他们失去了在农业社会结构中的传统地位，又还没有找到新的社会身份；既没有机会加入稳定的农业无产阶级队伍，也没有本钱独立经营，成为小农场主。
    例如，过去20年来政府大规模投资开发峰谷交错的地区，成千上万的工人因现代化的影响而迁移到这里从事农业劳动，但其命运如何却难以预料。这些土地原来基本上用于放牧牛群，只种植少量粮食作物以供自用，后来转向谷物生产。大量资金和技术的投入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繁荣，但劳动关系却极为复杂：一方面是迅速彻底的无产阶级化，邻近各县的大批工人被驱赶出来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另一方面，由于存在联户合作经营和不完全的无产阶级化，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和分成制的租佃关系也很普遍。
    于是人们可以看到几种情况并存：做零工的工人大量增加；一些家庭农场成功地转变为资本主义企业；还有一些小农场主则和经济现代化势如破竹的趋势进行着无望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打零工的工人比种植园的长工处境更为艰难，因为他们难以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地主。雇佣零工的家庭农场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这就使打零工者难以形成有组织的无产阶级集体抵抗。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准无产者”表现出了值得敬佩的应变能力。在那些峰谷交错的地区，他们到城市和农村从事临时性的零散劳动，以工会作为获得公共服务和商品的渠道。他们正确地认识到，政治参与是为自己利益进行斗争的最重要方式（注：See Elisa P.Reis.'Mudanca e continuidade na politica rural Brasileira',DADOS 31（2），1988,pp.203-18.）。
    在这里还有另外一大群人与那些被驱逐至此的居民命运相同，但却没有后者善于应变的灵活性。这些人即是所谓的“无地者”。他们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受到高度机械化大农场的排挤而失去土地；另一种则是由于小农场的极度分割瓦解而失去土地。这些“无地者”以南部各州为最多。他们公开进行“呼吁”：有时占据广场和公共建筑物，有时有组织地占领耕地，通过这种以及其他类似的抗议行为，唤起公众对其危难处境的关注，迫使当局采取行动（注：See Ilse Scherer- Warren. 'Los trabajadores rurales en e sur de Brasilyla democratización de la sociedad',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ia,Ano L.No.1,1988:pp.243-58.）。
    最近的过去：结束语
    1985年巴西恢复文官政府以后不久，土地问题再次成为头等大事，亟待解决。然而由于来自各方面的强大阻力，政府一直未能采取有效行动。直到近5年后的今天仍不见政府有重新分配土地的重要措施出台。 此外，由于各地特别是边远地区土地纠纷不断发生，而且得不到解决，加之地方司法机关执法不力，致使农村的暴力事件成为普遍现象（注：See,for example,Maria das Dores Yazbek, 'A igreja e os conflitos turais no pará',Master's thesis IUPERJ,Rio de Janeiro,1989,mimeo.）。
    在巴西共和政体建立100周年之际，人们必须承认， 农民参与这个共和国（Res Publica）的权利虽比过去略多一点，但却朝不保夕。 怎样才能促进公民中这个重要部分的民主参与程度呢？长期以来农民被剥夺了通常是由于参加国家某一政治共同体而享有的基本权利。在一些人看来，这种提法不准确，因为无论其具体形式如何，公民应该普遍享有民主权利。从理论上说这种观点无可非议。然而我却要指出，权威与团结意识在历史上相互作用的种种方式，在农村表现了某些特殊性，应该加以区分。我并不否认“农业或农村问题的特点”，其中有些可以用城乡相互作用的模式来解释。但是，要使农民充分参政，还有一些特殊问题必须解决，这一点也是无庸置疑的。
    一些人时常以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日益减少这一事实为根据，认为土地问题已失去意义和紧迫性。诚然，农村人口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1960年巴西有55 %的人口居住在农村， 根据最近一次人口普查（1980年），这一比例已下降到32.5%。尽管如此，全国仍有3800万人生活在农村；他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前途当然应该得到关注。
    还有不少人强调：现代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农民的消失；就全世界范围而言，农民的斗争是注定要失败的。穆尔在一部名著中曾指出，无论农民为现代化做出过多么重大的贡献，他们到处都是现代化的牺牲品（注：Barrington Moore,Jr.,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Lord and Peasant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Boston:Beacon Press,1967.）。更近一些时候还有学者认为，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久将使农民问题的研究划归社会考古学。即使如此，严肃的社会科学研究不仅必须阐明农民走过的历史道路，而且还要提出这一社会阶层可以选择的其他途径。农民虽然受到难以理解的现代化力量的冲击，但还是表现出了应付各种挑战的耐久力。
    在巴西，亚马逊河流域或马托格罗索州新开垦地区的农民、东北和中南地区种植园的农村无产者、最南部各州的无地农民等等，最明显地表现出新的农村阶级是如何为争取他们的权利而努力奋斗的。土地制度结构已变得极为复杂，情况各异。因此，不能像60年代初期那样对土地改革采取简单的“赞成”或“反对”的态度。今天的农村出现了更多的利益集团，各种势力实行多种结盟和联合，从而使政治游戏的结局更加变幻莫测，同时也更加令人感兴趣，令人兴奋。
    毫无疑问，迄今为止大地主阶级或大农场主一直在千方百计地阻挠任何重新分配土地计划的实施。然而，认真研究一下情况就会发现，正是在这个由大地产拥有者所支配的传统格局中出现了一些新事物。具体说来，在巴西历史上这些大地产拥有者第一次明确进行了右翼的、咄咄逼人的政治动员。以往，他们总是自我标榜，宣称他们所提出的要求都是以普遍的国家利益为原则的，而现在的激进民主联盟（UDR ）却只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它的阶级基础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其成员试图与农村的小资产阶级结盟。
    土地改革部的经验表明了农村各种势力相互斗争的复杂局面，同时也反映出新共和政府在决策上的软弱。1985年以来该部部长几次易人，却未能处理好农民的各种利益关系，几乎一事无成。把土地问题划归政府一个部负责，在一定意义上注定了它必然处于孤立地位。巴西政府机构中最有权势的是财政部和计划部。由一个软弱无力的专门机构处理土地问题，使这个问题在政府工作中不过具有象征意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