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同时采取这三项措施,军政府统治下的巴西农村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巴西历史上,农民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再也不是地方权势的依附者。农村贫困者可以享受最低限度的福利待遇,取得了公民权,尽管这种权利还很有限。此外,自70年代后期始,农村工会再度兴起,虽然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但从制度上使农业工人有了提出共同要求的渠道。到80年代中期,农村的工会会员人数已超过城市。因此,在评价军政府的土地政策时,必须分析其表面显然自相矛盾的做法。它先是压制一切农民动员,然后将农民置于严密监督之下,又使其享有与工人相似的权利。这一切大大改变了农民生活的前景。 我认为军政府在农村实施的政策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意图,对国家政权建设和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在农村建立一系列政府机构,形成新的权力关系,并使农民享有社会权利,这两者的结合促使农民产生新的社会特性,把建立在地方忠诚基础之上的旧的特性取而代之。 农民受到政府上述措施的鼓舞,积极参与农村社会改造。当政府制定施行使农村劳动力商品化的政策时,农业工人就设法组织起来,争取劳工权利,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政府制定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后,个体农民和联合起来的农民就努力把各自的地产改造为家庭企业。也有相当数量的农民为摆脱旧居民区现代化的威胁,纷纷迁移到边远地带的新垦区以求保存其生活方式。 农村中穷困阶层为利用新的机会而制定的新的行动策略,对他们的生活前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独裁政府下台之后,他们登上政治舞台,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所有农民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带来了相当严重的社会紧张状态。例如,农村人口向新垦区迁移,不仅要遭受颠沛之苦,而且土地所有权没有可靠的保障,时有暴力冲突发生(注:See F.H.Cardoso and G.Muller,Amazonia:Expansao do Capitalismo,Sao Paulo:Brasiliense,1977.Joe Foweraker,TheStruggle For 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OtávioG.Velho,Fontes de Expansao e Estrutura Agrária,Rio de Janeiro:Zahar,1972.)。巴西历史上不乏实施农业开垦战略的先例。但只是到了军政府统治时期,垦荒才形成巨大规模(注:See Foweraker,op.cit.,fora discussion of previous frontier colonization experiences in the states of Paraná,Pará and Mato Grosso.)。 军队把垦荒作为保障国家安全和实现经济目标的有效手段。军政府鼓励农民开垦亚马逊河流域地区和其他边远地区,以求缓解人口稠密农业区的社会压力,扩大农业生产,同时达到巩固国家安全的目的。国家为开发新垦区采取了如下措施:(a)以巨额投资建设交通网, 使处女地与市场连接起来;(b)直接组织垦荒工作。 一大批小农和若干资本主义大农场响应政府号召,行动起来,参加垦荒。与此同时,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也随之产生。 历届人口普查资料表明,70年代以来,巴西北部新垦区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例如,1960年北部地区总耕地面积为432302公顷,1970年则为617131公顷,1980年为1743640公顷,1985年为2020033公顷;与此相应,1960年在北部地区参与农业经济活动的人口为544028人,1970年则为979024人,1980年为1781111人,1985年为2230203人(注: Brasil:FIBGE,Sinopse Preliminar do Censo Agropecuário,1985.)。他们中的一些人是被政府的垦荒计划吸引去的,还有许多人则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主动。他们以这种“退出”原有居民点的方法作为保存农民生活方式的最后手段。正如福尔拉克所说: 移民迁到边远地区是为了求生存,是为了寻找属于自己的土地。就这一点来说,这个运动是自发的。不“自发”迁移就意味着挨饿(注:Foweraker,op.cit.,p.66.)。 福尔拉克还明确地指出,自发搬迁到新垦区的农民通常来自土地经营规模小,大都分割为小农场的地区。这种情况进一步说明,农民的移民垦殖是一种不得已的“退出”,是为了保持对农民特定身份的“忠诚”(注:Otávio G.Velho sees in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on the Brazilian frontier the possible prospects for the emergence of a free peasantry whose autonomy could counteract a centuries-old tradition of authoritarianism in agrarian labour relations.See his Capitalismo Autori á rioe Campesinato,Sao Paulo:DIFEL,1976.)。因此,巴西最南部各州具有家庭小规模土地经营传统的人,成为马托格罗索州和亚马逊河流域边境地区移民的主要来源。 农民以家庭为基础,到边远地区垦荒生产,以种植粮食为主,重复着原来那种兼顾自己生活所需和市场需求的二元模式,但生产规模要比过去大得多。近20年来,他们生产的粮食在国内市场上的地位愈来愈重要。与此同时,边远农垦区也呈现出另外一种二元现象:一方面是经营小块土地的农户,另一方面是投资巨大的大型农业企业。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时常激化,不仅涉及农民和农业工人,而且还牵动许多集体行为者,如工会、党派、宗教团体、地主协会等等。 总之,离开故土到边远地区垦荒,虽然受到许多农民的欢迎,但这条道路荆棘丛生,前景莫测。垦荒已成为政坛上的重大争端。迄今为止政府尚未制定出保障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措施,而小生产也始终没有为这些生产者带来与其他社会群体讨价还价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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