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有这样多的劳工动员起来，却没有组织起来争取改善工作条件呢？为什么咖啡种植园的意大利工人在高声“呼吁”之时未能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行动呢？这里可能有三个决定性因素。首先，居民点相互距离很远，人们难以联合行动，共同提出要求。其次，不存在全国范围的团结以促成某种忠诚；对移民来说，作为行为者的巴西政府远在天边，他们没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向政府争取自己的权利。
    第三个方面涉及个人动机。移民离乡背井到海外谋生，所承担的主要是个人责任。如果另一个国家更有吸引力，个人能担负起旅费，“退出”就比留在一个寡头政治的社会中进行代价高昂的抗议更有意义。然而对绝大多数移民来说，这笔费用是很难筹措的，而种植园主则千方百计抬高出国费用以保障劳工的稳定。移民拖家带口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因此移民规章对举家迁移者给予明显的优待。再者，对违约者是要罚以重金的。
    对一些人来说，“退出”的费用是无力承担的，因而只得继续留在咖啡种植园“呼吁”。研究这一问题的材料虽然不多，但还是有一些散在资料可以表明，有些农业工人曾通过罢工或其他形式提出抗议，集体要求改善工作生活条件。这种抗议难以取得成效，因为工人们缺少讨价还价的本钱。然而，抗议活动的消息可能传播到国外，传播到那些有移民打算的人中间，使咖啡产地的恶劣工作条件对外来劳动力资源造成严重威胁。这就导致国家作为移民计划的公共倡导者对农业工人不得不给予最低限度的权利，特别是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颁布本国公民不得接受资助移居国外的禁令以后（注： A clear indication of official efforts to improve the image of Brazil among prospective migrants was the creation,in 1912,of an
    institution- the Patronato Agricola-designed to settle questions and disputes between labourers and planters.）。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中南地区农村的贫困者并不是任凭统治阶级摆布的消极分子，他们是积极的行动者，选择“退出”的人为数不少；他们有时候也发出“呼吁”。“退出”与“呼吁”的结合，有助于抵制“衰退”，对咖啡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一种辅助作用。到20年代初，该地区对劳动者的超经济强制已有所削弱。但是，这一部分社会成员仍很少有机会参与政治活动。大庄园在此后的一个历史时期仍然保持强大的势力而未受到损害。
    第二个时期：从1930年革命到1964年军政府接管
    第二个时期始于外国移民人数下降而国内地区间人口流动上升的时候。实际上，在20世纪头20年，流入咖啡生产地区的外国移民已经在逐渐减少，1930年以后则为数无几了。早些时候实行移民政策所取得的成就，为发展较快的农业地区的劳动力储备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传统农业地区的社会-人口动态也终于形成了强大的排斥力。
    按照1930年建立的军人独裁政府关于实施现代化的官方说法，新颁布的限制外国移民的法律是以保护国家利益为原则的。不论怎样说，它确实反映了国内出生率高、土地占有高度集中、农村的结构改革存在着强大的政治阻力等现实情况。瓦加斯政权（1930-1945年）在巴西现代化进程中虽然是一个里程碑，但却不想触动农村的权力结构（注： On the 1930 Revolution and its major political implications,see,for example, BorisFausto, A Revolucao de Trinta,Historiografia e Historia,Sao Paulo:Brasiliense,1970.）。
    在支持瓦加斯政府实现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计划的权力联盟中，不但土地改革没有地位，甚至连把城市工人已经享有的社会权利扩大到农村工人中也是不可能的。农村的任务是提供廉价的粮食、农产品、原料以及廉价的劳动力，为迅速发展的城市工业经济服务。而完成这些任务又不可损害农村统治阶级的权力地位，不能根本变革农村的劳动关系。为了支持现有权力联盟的保守要求，农民被排斥在政治舞台之外。在这种情况下，面临“衰退”形势的全国各地农民最合乎道理的反应就是“退出”。
    从我们的观点看来，这个时期的基本特点是，在极端贫困的生活条件下东北地区农民愈来愈多地移居他乡。如果说在奴隶制废除前夕该地区的地主阶级曾担心本地农业劳动力会流入繁荣的咖啡生产区，那么后来由于土地所承受的人口压力过大，加上长期干旱，控制本地劳动力外流的努力就已经过时。农民家庭无法为年轻力壮的成员找到土地耕种，只能让他们到南方去。接受这种做法的人愈来愈多成为一种正常的出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迁已根本不再是什么选择，因为大批大批的人群面临着饥饿，惟一的出路就是“退出”。
    据估计，1920-1940年期间约有465000东北人离开了该地区（注：D.Graham and S.B.de Hollanda Filho,op.cit.,p.65.Although data for the subperiod 1930-40 are not available,the authors say that there are indications that most migratory movement took place in the 1930s.）。此后10年间人口迁移运动持续不断，大部分是从与咖啡经济区交界的地方迁出的。东北地区的居民继续南移，不仅从事各种农业劳动，而且也进入以圣保罗市为中心的日益发展的工业部门。
    “退出”在全国农业人口中实际上已成为普遍现象。农民为了摆脱传统化的、地区性的悲惨境遇，或者为了参与分享正在进展的现代化成果，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有的越过州界寻求新的生活出路，有的调换农场或改变农作物种植品种，还有的离开土地到城市谋生。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国家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刺激了地区间的人口迁移，更多的人流入现代化发展较快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