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废除奴隶制并没有改变劳动者的地位，地主与农业工人之间的交换仍然极端不平等。因此虽然有技术创新，但劳动力作为一种资源仍然处于市场出现以前的状态，受到长期形成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性机制的束缚。尤为突出的是东北地区甘蔗种植园的奴隶制传统，使家长制的意识形态得以长久存在，并在使超经济强制合理化方面发生重大作用。
    在巴西第一共和国时期，东北与中南地区的经济变革与现代化模式有着很大差异，两地农民对这些变化的典型反应也是不同的。东北地区最典型的反应似乎是“屈从”（或者用希施曼的术语，叫做“不自觉的效忠行为”）。传统的社会关系使农民依赖地主，因此劳动力滞留于前市场（前资本主义）状态下，难以“退出”并走向更具经济活力的中南地区。如前所述，南方选择从国外输入劳动力的办法，对保持东北地区农民的屈从地位至关重要。
    除了社会的和制度上的机制外，国内交通不便也成为一种制约，使劳动者无法“退出”，只得留在当地谋生。当从国外引进的劳动力充斥市场时，东北地区的农业工人便被排拒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地主因此而长期居于对劳动力的垄断地位。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农业工人进入咖啡种植园者为数很少，这就足以证明缺乏市场--“退出”的反应机制。据皮埃尔·蒙贝格估计，1919年以前巴西本国人迁移到圣保罗州咖啡产区的每年不超过5000人；而且这些人大多来自相邻的省份，很少有来自东北地区的（注：Pierre Monbeig,Pionniers et Planteurs de
    Sao Paulo,Paris:Armand Collin,1952,p.132 ff.It is true that a huge contingent left the region for the North during the rubber boom.However,far from attesting to a market response among peasants,this points to the complete powerlessness of the ruralite freely to dispose of his labour power.The majority of those who migrated North were apparently forced to leave by the severe droughts of the period,and were entirely dependent upon external contractors to move out of the region.Moreover,the available demographic data show a high rate of return migration,reinforcing the argument for a low exit propensity among Northeastern peasants during the period.）。
    “呼吁”虽然是典型的政治反应，似乎也离不开竞争，换句话说，需要有个政治市场，让人们选择忠诚的对象。显而易见，处于依赖地位的农民没有这种政治市场。地方的权力结构使他们不能团结起来提出自己的要求。当权者压制呼吁，这对于巴西甘蔗种植园经济在国际市场上地位的衰落起了重要作用。如果种植园主手中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处于有利地位，他们很可能或者走上比较正常的资本主义道路，或者走上贵族化的道路。如果属于第一种情况，劳动力会较早地变为商品，从而改变基本的社会生产关系；如果属于第二种情况，一部分人显而易见地富足起来或许会使农民的相对贫困显得更为突出，使农民感到他们的生活条件不堪忍受。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农民或许会经历某种形式的“衰落”，从而可能改变他们原来的承诺，向不自觉的忠诚行为提出挑战。
    我们说在东北地区的农民中既看不到政治-呼吁，也看不到市场-退出的反应，并不等于说农民是“非理性”或“消极”的。希施曼的模式之所以适用，正是因为这种模式容纳了制度对行动造成的制约。在这种制约下，农民对于他们认为与具体生活条件无关的变化有可能采取退缩的方针，即脱离身边市场-权力的现实。而宗教救世运动则给农民提供了一条“退出”的道路， 即幻想中的太平盛世（注： The famous religious movements of Canudos and Juazeiro are the major phenomena referred to though the recurrent presence of 'local prophets' in the region suggests that less wellknown movements may have acted in the same direction. See Ralph Della Cava.Miracle at Joazeiro,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Euclides da Cunha.op.cit.）。
    在这个时期的东北农村经常出现盗匪。作为违背传统行为规范的一种形式，这种社会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深思。著名的“Cangaceiro”，即典型的农村土匪，为反抗周围社会组织所采取的方式是凭藉暴力直接占有财物，这也许可以解释为某种准政治的“呼吁”（注： See Amaury de Souza.'O cangaco e a politica da violência no Nordeste Brasileiro',DADOS 10,1973,pp.97-125.）。如果对盗匪和救世运动的这些初步解释符合实际，也许可以说它们体现了某种奇特的出路：宗教运动诚然回避眼前的经济现实，却也是神秘形式下的“退出”；而盗匪以财物为抢劫的直接目标，则与“呼吁”颇为近似。
    中南咖啡产区农业工人的反应体现出另外一种模式。欧洲移民背井离乡是本国社会剧烈动荡的结果。离开故土的移民自然要准备承担新的义务，但移民这种特殊的身份很难唤起他们的“忠诚”意识，“退出”于是便成为最普遍的反应。一些零散的资料表明，外来移民或从一个种植园退出而转到另一个种植园，或从农村退出而进入城市，也有一些离开巴西迁居阿根廷或美国。
    统计数据表明，合同未到期便离开种植园的外国劳工在1910年约占40%，1912 年上升到 62 %（注： Salvio de AlmeidaAzevedo.'Imigracao e colonizacao no estado de Sao Paulo',Revista do Arquivo Municipal de Sao Paulo,No.75,April,1941,pp.105-57.）。皮埃尔·邓尼斯估计，平均每年有1／3的移民从一个种植园转到另一个种植园（注：Pierre Dennis,as quoted by M.T.Schorer Petrone.'Imigracao e colonizacao no estado de Sao Paulo', in Boris Fausto （ed.），História Geral da Civilizacó Brasileira （3rd edn），Sao Paulo:DIFEL,1977,vol.2,p.110.）。 至于说到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人，统计数据同样给我们以启示。在此期间圣保罗市外国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激增，据人口普查资料，1920年已达到35.4%。只给农业工人以旅费资助的政策并没有为地主解决问题提供便利。在这个时期一直有大量的农业工人流入城市，并有相当一部分人离开巴西，有些年份“退出”者超过了进入者（注：According to Hall, between 1882 and 1914,686,200 foreign migrants were reported to have left Sao Paulo,compared with the 1,533,000 who arrived. See Michael Hall,op.cit.,p.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