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反，生产咖啡的边远地区是新近开发的，而且在不断扩大，因此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储备可以依赖。如果这两个地区出现劳动力竞争，农村劳动者的命运或许会大不相同。然而圣保罗的咖啡种植园主宁愿从国外移民劳工，以实现与东北地区地主的反动联盟，进而剥夺以前的奴隶和国内自由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咖啡大王们”利用政府的资助，通过免费运送移民，把一大批欧洲人吸引到巴西，从中获得丰富的劳动力，而不会使东北传统农业经济地区的古老拓居地失去劳动力。
    由于国内交通不便，地区之间的劳动力转移代价甚高。但用以吸引欧洲移民的巨额支出本有可能用来建设交通网，这个障碍也就并非不可克服。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政治上的。咖啡种植园主无意因争夺劳动力而与东北的地主发生对抗，他们可以依靠政府资金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因而采取了迁就政策（注：According to Furtado.Northeastern planters reacted bitterly to the attempt of president Campos Salles （1898-1902） to promote internal labour transfers, a clear indication of their effort to keep an abundant labour reservoir.Celso Furtado.Formacao Economica do Brasil （ 13th edn），Sao Paulo:Cia.Editora Nacional,1971.p.122.）。
    废除奴隶制度之后的咖啡经济选择引进外国劳动力的道路，与外部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当时欧洲（特别是意大利）的资本主义扩张曾经造成严重的社会混乱，这对巴西移民政策的成功具有决定意义。有一种常见的说法，认为引进外国劳动力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本国人有一种据称是“凑合着过的心态”，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一些人所以坚持认为农民的此种价值观是运用国内劳动力的决定性障碍，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文化的连续性与文化的变革必须用同样的道理来解释。选择国外劳动力这一事情本身就起到了强化农民某种心态的作用。而他们却忽视了这一事实。总之，在劳动力问题上地主的地区性利益得到了充分的照顾。这种照顾一旦有所保证，两个地区便依着不同的模式而变化；而两个地区的农村上层精英都牢牢控制着土地和劳动力市场。
    在中南地区，依赖政府补助的办法不仅可以降低种植园主的生产成本，而且在促进劳动力商品化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保证劳动力市场运转正常，同时由于外来劳动力可以满足需求，工资较低，从而使本地劳动力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政府的补助因此完全符合咖啡种植园主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个别地主也借助政府资助引进外国劳动力，种植园主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以免因竞争对手使用引进的劳动力而遭受损失，便会采用超市场机制阻挠劳动力的流动。
    由于雇佣劳动日趋普遍，劳动力市场有较大的伸缩性，加上长期存在的奴隶心态，使中南地区的农业工人生活在贫困状态中。已经发表的若干文献记录了农村工人的恶劣工作条件。在劳动合同中有非法的超经济强制条款，顾主可以干预劳动者的私生活。尽管咖啡经济呈现出惊人的繁荣，工人的前景却是暗淡的：移民居住条件极差，没有医疗保障，收入微薄（注：For a detailed assessment of immigrantslife conditions in the state of Sao Paulo,see Michael Hall. 'The origins of mass immigration in Brazil.1871- 1914,'PhD dissertation,Columbia University,1969.）。 对绝大多数劳动者来说，拥有自己的土地不过是虚幻的梦想。他们受到的强制约束是多方面的：规章制度繁琐，如有违背，便遭重罚；闲暇时间的活动也受到限制，家务模式、饮酒习惯等等都有规定。造成工人经济紧张的原因还有，工资常常不能按时发给，必须在种植园的商店购买食品和衣物，地方有权优先出售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水平所需的物品。1902年意大利政府宣布禁止本国人接受补贴移居巴西，1910年西班牙也作出同样的规定，这是咖啡种植园外国工人遭到非人待遇的铁证。
    咖啡产区的本国工人命运似乎更糟。穷苦白人和从前的奴隶都难以与欧洲移民竞争。种植园主的偏见和已经制度化的外国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使他们谋生的手段受到限制。从前的奴隶突然变得一切靠自己，收入勉敷支出，他们宁愿到城市去寻找安身立命之处。但他们在城市里只能从事卑下的工作，勉强维持生活（注：See FlorestanFernandes,The Negro in Brazilian Society,New York: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69.）。穷苦白人有时在种植园打零工，其劳动所得也仅够糊口。农民自己的土地时时有被剥夺的危险：咖啡树一旦种植到他们耕地的周围，他们就将失去土地。1900-1920年期间，圣保罗州的国内移居者迁出多于迁入，便证实了这一结论。 与此同时， 流入的外国人达到374250人，而本地出生的离开该州的人据估计近20000 人（注： D. H.Graham and S.B.de Holanda Filho. 'Migration,regional and urba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Brazil:a selectiv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1872-1970',Sao,Paulo:IPE/USP, 1971,mimeo,p.56.）。
    在东北地区，虽然甘蔗种植园主有力量使蔗糖加工工艺现代化以应付经济停滞，但农民的生活却很少改善（注：O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ugar economy,see Peter L.Eisenberg,The Sugar Industry in Pernambuco,1840-1910:Modernization Without Chan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有资料表明在奴隶制废除以后， 农业工人的工资水平甚至有所下降 （注：See.for example,Eisenberg,op.cit.,table 32.p.190.）。 种植园主控制了可耕地，从而可以随时利用劳动力的储备来压低工资。虽然现金收入仅占农业工人收入的一小部分，他们却因此陷于穷困，目不识丁，住房残破，卫生条件恶劣，社会流动机会极少。历史对比研究以及文学作品的描写都证明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注：A Classical reference here is Euclides da Cunha,Rebellion in the Backlands,Chicag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