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广州、安南为接纳蕃舶之主要港口，并向此二地而不向扬、泉二州派遣市舶使的情况，还可以从其它方面得到印证。前文已谈到，唐政府从市舶所得之蕃货，是交由少府保管供用的，据《唐六典》卷二二《少府监》：少府所属中尚署制造御用物品所需之物资，“其紫檀、榈木、檀香、象牙、翡翠毛、黄婴毛、青虫真珠、紫矿、水银出广州、安南。”这些大多为舶来蕃货，其供应地主要为广州、安南；扬、泉二州不见供应此类珍异。天宝元年（742年）韦坚为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于长安东穿广运潭以通舟楫，运输东南贡献。他将各郡产物分别陈列于该郡船上，“若广陵郡船，即于栿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南海郡船，即玳瑁、真珠、象牙、沉香。”（注：《旧唐书》卷一○五《韦坚传》。）由此可见扬州与广州贡赋物产迥异，前者均属于土特产，后者全为舶来蕃货。鉴真和尚从天宝元年（742年）至天宝十二载（753年）曾6次企图东渡日本，期间往来于扬州与广州之间。日人真人元开所作《唐大和上东征传》真实地记录了鉴真一行历程中的所见所闻，其对于扬州、福建一带未见只字提及蕃舶之事，相反，天宝二载（743年）时由于“海贼大动繁多，台州、温州、明州海边，并被其害，海路堙塞，公私断行”，东海海域呈现一幅萧条景象。唯独到了广州时，则盛称“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3、74页。）他们对广州蕃舶之盛如此惊叹，作了如此细致的描述，无疑是其与前者形成鲜明对照，并给鉴真及随行日人留下深刻印象之反映。
    不过从上表还可以看到，唐代的市舶使有一个从安南而广州，后即常派往广州的发展变化过程。唐代的市舶使最初是派往安南的，第一任市舶使周庆立即冠以“安南市舶使”职衔。德宗贞元八年（792年）岭南节度使李复拟派判官至安南收市时，也曾上表朝廷请求派市舶使同至安南（注：陆贽：《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全唐文》卷四七三；《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德宗贞元八年条。）。德宗拟同意其请求，而宰相陆贽不同意，不论后来是否派了市舶使至安南，至少表明在开元二年之后也曾考虑过向安南派遣市舶使。但唐代市舶使派往安南者毕竟是少数，主要是派往岭南道所在地、当时的海外贸易中心广州。
    市舶使由安南而广州以及后来即常驻于广州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广州为岭南政治、经济中心，其地位较安南更为重要。在汉魏时期基本上是以交州领南海（广州），其地位高于广州，东晋南朝以来广州地位日益上升，取代交州而成为岭南政治中心。唐“永徽后，以广、桂、容、邕、安南府，皆隶广府都督统摄，谓之五府节度使，名岭南五管。”（注：《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四》。）地位更为重要，安南都护府归其统辖。随着政治、经济中心之从交州而向广州转移，蕃舶聚集港口亦呈由南而北转移之势，广州遂取代交州而成为最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口。其次与航海技术的进步有关。在航海技术较低的汉魏时期，海舶一般循沿岸航线而行，东吴以来随着航海技术的提高，逐渐开辟了横渡南中国海直航广州、不必停靠交州沿岸的航线（注：参见彭德清主编《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98-99页。）。天宝七载（748年）鉴真等一行漂泊至万安州（今海南岛万宁、陵水），住于州大首领冯若芳家，“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万安州在海南岛东南，这里正是横渡南中国海所经航道，亦即日后贾耽所谓“广州通海夷道”所经之航道。从其所掠奴婢之多，所掠蕃舶物资之夥（注：〔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8页。），可见其劫掠蕃舶已积多年，并可推知这一带为当时繁忙之航线。航海技术的进步和横渡南海航线的开通，导致广州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超过安南，而成为最大的海上贸易中心。到德宗时，贾耽所总结的“入四夷路”，以安南为通往东南亚、南亚的陆上交通门户，而以广州为通往南海、印度洋、波斯湾的海上交通门户（注：《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由此可见海上贸易中心已完全由安南转移至广州。因此开元十年之后市舶使便一直是派往既是岭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又是唐代最大的海外贸易中心的广州了。
    3.市舶使人选：朝官--宦官--监军
    从前表可见，唐代市舶使的担任者大体经历了由朝官而宦官而监军（宦官）的变化过程，总的说来是以宦官为主，亦偶有朝官（注：这个问题主要有三说：（1）宦官说。以“宦官为市舶官员，岭南帅监领之”（吴泰：《试论汉唐时期海外贸易的几个问题》，《海交史研究》1981年第3期）；唐初以帅臣监领，后期有时以节度使兼任，但更多的仍以宦官兼领（上引李庆新文）。（2）广州地方长官说。“唐及北宋，市舶使多由地方官兼任，时或由中央派遣内官干预之。”（桑原骘藏：《蒲寿庚考》第一章注1，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6页）“在一般情形之下，市舶使由广州刺史兼任，但在某些情况之下，市舶使则由京官担任。”（王贞平：《唐代的海外贸易管理》，《稽古拓新集--屈守元教授八秩华诞纪念》，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3）节度使府幕职人员说。即除宦官和节度使外，尚有幕职人员担任（王杰：《唐岭南市舶使人选补正》，《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4期。）。
    市舶使最初是以朝官担任的，开元二年（714年）首任市舶使周庆立即以右威卫中郎将而出任安南市舶使。在周庆立任市舶使之后两年（开元四年）有胡人上言“市舶之利”，于是“上命监察御史杨范臣与胡人偕往求之”，因杨范臣反对而作罢（注：《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玄宗开元四年。）。杨范臣如果成行，也应是一位市舶使，他也是朝臣。这两件事情可以说明三个问题：一是开元初选派市舶使时是在朝官中物色，而尚未从宦官中考虑。二是从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士中选派。周庆立不是一般的朝官，他原系“昭州首领”（注：《旧唐书》卷一九五《薛季昶传》。），昭州为岭南道桂州都督府所辖，可见最初在选拔市舶使时是以熟悉当地情况的地方酋豪为对象的。联系前文所述高、武时期以桂州都督府法曹参军杨志本为“岭南市珠玉使”观之，唐前期赴岭南市物之专使是以当地人士或本地官员为首选对象。三是以胡人参与市舶使之职事。周庆立任市舶使时因与“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而遭到柳泽的弹劾，柳泽弹劾对象是他们二人（注：《册府元龟》卷五四六《谏诤部·直谏十三》。）。可见周庆立是与这位波斯僧共同进行市舶事宜的，这与后来拟安排杨范臣与胡人配合出使是一致的。看来早期的市舶使须以当地酋豪承担，并邀请胡人以类似顾问的身分协助行事，这表明唐政府对于市舶经营管理还缺乏经验，对于市舶使及其人员选派尚处于摸索试探阶段。此后即不见朝官出任市舶使事，大约到德宗时，王虔休作《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称“臣奉宣皇化，临而存之，除供进备物之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注：《全唐文》卷五一五。），表明他也是市舶使。王虔休，两唐书有传，其官历在代、德时。他是以朝官出任市舶使，此为唐后期所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