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著述从岭南节度使也兼任市舶使的这种认识出发，因而对于市舶使人选及其与岭南节度使的市舶管理权和两者相互关系的解释，就往往互相矛盾抵触，扞格难通。因此，岭南节度使是否兼任市舶使？他是以什么身分行使市舶管理权力的？辨明这个问题就成为认识唐代市舶使与市舶管理的关键。我认为唐代岭南地方长官并不兼任市舶使，理由有三：（1）唐代文献未见一例节度使担任市舶使的直接记载，尽管市舶由其全权管理。从已有资料看，市舶使是由中央所派特使担任的。前述贞元八年岭南节度使李复虽然派其僚属去安南收市，但并不加以“市舶使”头衔，而是请朝廷派宦官以“市舶使”名义监督其事。可见不论节度使还是其僚属虽然负责管理市舶事宜，但并不加以“市舶使”头衔。（2）市舶使常与节度使并存，朝廷派出市舶使时，节度使与其共同管理；未派市舶使之时，节度使对蕃舶的管理也照样进行，并未另加市舶使头衔。可见节度使并非必须兼任市舶使才能管理市舶事宜。（3）认为地方长官担任市舶使的原因之一，是以为‘押蕃舶使’乃‘市舶使’之异称，而节度使是兼任押蕃舶使的，亦即兼任市舶使。窃以为押蕃舶使与市舶使不是一回事，节度使担任的是押蕃舶使，而非市舶使。
    多数学者认为‘押蕃舶使’是‘市舶使’的另一种称呼，两者是一回事。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说：“市舶使之称，唐人记录已有之，当时又称押蕃舶使。”（注：《蒲寿庚考》第一章注1，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6页。）此说影响颇广，至今绝大多数学者均从此说，认为这是“史学界业已公认之事实”（注：王杰：《唐岭南市舶使人选补正》，《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4期。）。虽然已有少数学者对此提出怀疑，认为两者可能不是一回事（注：上引王冠倬、林萌文。），但他们只是提出怀疑，并未进行深入论证，而且他们关于两者区别的说法也是含混而不确切的。我认为押蕃舶使与市舶使是不同性质的两种官职，押蕃舶使是节度使的兼官（注：拙稿于1996年底草成送交编辑部后，又拜读到宁志新《唐代市舶制度若干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也提出了岭南节度使兼任押蕃舶使的见解，与拙见不谋而合。同时拜读陈国灿、刘健明主编《全唐文职官丛考》，其中之“市舶使与押蕃舶使”条谓：“同在广州之地，同为职守番舶，一名市舶使，一作押番舶使。二者孰是，不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314页）则仍对二者之性质与关系，持存疑态度。特予补记。），是作为全面负责对外管理的一种官职，市舶使是负责采购兼及外贸管理的专职官员。柳宗元《岭南节度飨军堂记》对此有详细的记述，他说：“唐制：岭南为五府，府部州以十数，其大小之戎，号令之用，则听于节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蛮夷，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蕃舶使焉。内之幅员万里，以执秩拱稽，时听教命；外之羁属数万里，以译言贽宝，岁帅贡职。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广州。’可见节度使主内，押蕃舶使主外，而押蕃舶使的职权比市舶使广泛得多，是全面负责外交与外贸。他接着说：“今御史大夫、扶风公廉广州，且专二使，增德以来远人，申威以修戎政。”（注：《全唐文》卷五八○。）此人即马总，他于元和八年（813年）至十一年为岭南节度使。这里明言节度使是一身而二任（注：柳宗元《唐故岭南经略副使御史马君墓志》在叙述扶风马君之官历时说：“凡佐治，由巡官、判官、押蕃舶使、经略副使，皆所谓右职。”（《全唐文》卷五八九）则节度使之僚属亦可能偶有担任押蕃舶使者。颇疑此文所记夺一“副”字或“舶”字下衍一“使”字，应为“押蕃舶副使”。“押蕃使”即有副使，懿宗咸通五年（864年）张建章由幽州节度判官而升为“押奚、契丹两蕃副使”（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唐幽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张府君墓志铭》，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11页），其升迁次序亦由判官而副使。迄未发现由僚属兼任押蕃使者。姑志以存疑。）。他当然也管理市舶之事，但他是以押蕃舶使身分，而不是以市舶使身分管理市舶事宜的，外贸只是其职权范围之一。飨军堂修竣后，“公与监军使肃上宾，延群僚……胡夷蛮，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注：《全唐文》卷五八○。）这些“胡夷蛮”当包括境内少数民族、外商与外交使节等，并非仅是外商。如果这位监军使也兼任市舶使的话，那并不妨碍节度使与他共同管理市舶事宜，因为这只是押蕃舶使的职责之一而已。
    以岭南节度使兼任押蕃舶使与唐代的地方行政制度是符合的、一致的。唐代中后期于北方和内陆边境地区的方镇均设置押蕃使，或称押蕃落使。边镇节度使同时兼任押蕃使，以负责对外交与外贸进行全面管理。如卢龙节度使兼押奚、契丹两蕃使，平卢节度使兼押渤海、新罗两蕃使等。“押蕃使”与“押蕃舶使”的性质是相同的，只是北方和内陆地区所面对的是若干具体之蕃国，故以押某某等蕃使为称；而广州所面对的是“蕃舶”，而且“国以百数”，无法以具体之蕃国相称，故只能称之为‘押蕃舶使’，此为其特点所决定。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序曰：边镇“接蕃国者则兼押蕃落、押蕃舶等使。”他将两者并列，视为性质相同的边镇官员，颇有见地。其所叙诸方镇官职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不接蕃国者，一般为“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另一类接蕃国者，岭南东道为“节度、观察处置、押蕃舶等使”，此外则一般为“节度、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显然，岭南东道节度使所兼押蕃舶使，与其余节度使所兼其他使职之性质和地位是一致的。
    而市舶使作为采购舶货这样一种特定商品的专使，与作为全面负责边境外交、外贸的押蕃使和押蕃舶使是不同性质的官职，它应是与“市珠玉使”、“市马使”等性质大体相同的一种使职。开、天年间，有宦官刘元尚先被任为“大食市马使”，后又“复为骨利干市马”（注：《金石萃编》卷九○《刘元尚墓志》。）。是为前往大食（阿拉伯）、骨利干（在今贝加尔湖北一带）等国之“市马使”，这种使职也是一种负责采购特定商品的专使。这种“市马使”与上文所述之“市珠玉使”等，与“市舶使”的性质大体是一致的。
    总之，押蕃舶使与市舶使是两个不同序列、不同性质的使职。押蕃舶使是与押蕃使同一序列、同一性质的使职，是由边境地方长官兼任以负责外交、外贸管理的使职；市舶使是与市马使、市珠玉使等同一序列、同一性质的使职，是朝廷派往各地负责采购特定商品的一种专使。但由于市舶使到唐后期有了自己的机构并相对长驻岭南，又与纯属临时差遣的市马使、市珠玉使等有所不同，而与押蕃舶使则有所交叉、融通，此又其特点也。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唐代市舶使产生于开元初年；市舶使主要是派至海外贸易中心广州；市舶使在前期为临时派遣，后期转变为相对常驻的官员，并有了机构--市舶使院；市舶使偶有朝官担任，开元十年之后多由宦官担任，开成之后则由派驻广州之监军兼领，其权力亦有所增强。（2）唐代的市舶管理由广州地方长官全面负责，但朝廷为了需要也时派市舶使前来负责市舶事宜。有市舶使时两者共同管理，无市舶使时由地方长官单独管理。（3）岭南节度使虽然掌管市舶的全权，但并不兼任市舶使，而是兼任押蕃舶使，并以此身分全面负责外交与外贸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