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市舶使与地方长官的关系
    一方面是朝廷向岭南派遣市舶使以司市舶事宜，另一方面岭南地方长官又掌管市舶管理之大权，那么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当朝廷派有市舶使时，则两者并存，共同管理。天宝（742-756年）初，卢奂为南海太守兼五府节度使时，“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注：《新唐书》卷一二六《卢奂传》。），表明其时广州派有由宦官担任之市舶使，与节度使共同管理市舶。而“中使”之到来，并没有动摇或取代卢奂对市舶的管理权力，卢奂照样对蕃舶实施其法，市舶使也并未干预其行法。宣宗大中四年（850年）李敬实以广州都监兼市舶使，如果任期三年，则他在大中四、五、六年间兼任市舶使，而大中四、五年时的岭南节度使是韦正贯，表明其时也是两者并存的。李敬实墓志记其担任市舶使之事迹曰：“才及下车，得三军畏威，夷人安泰。不逾旬月，蕃商大至，宝货盈衢，贡献不愆。”（注：前引关双喜文。）而萧邺《岭南节度使韦公神道碑》在叙述韦正贯管理蕃舶事功时也说：“先是海外蕃贾赢象犀贝珠而至者，帅与监舶使必搂其伟异，而以比弊抑偿之，至者见欺，来者殆绝。公悉变故态，一无取求，问其所安，交易其物，海客大至。”（注：《全唐文》卷七六四。）前者称“蕃商大至”，后者称“海客大至”，两者虽都有溢美之嫌，但他们都负有市舶管理的职责则是符合事实的。这个期间海上贸易的起色，应是他们共同努力的结果。相反，在此之前，蕃舶到来时，“帅与监舶使必搂其伟异”，导致“来者殆绝”，也是两者共同贪赃所致。正反两方面都表明“帅与监舶使”是共同进行市舶管理的。
    其次，朝廷未派市舶使时，则完全由节度使负责市舶事宜。贞元八年（792年）岭南节度经略使李复向朝廷上奏说：“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易，进奉事大，实惧阙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与臣使司同勾当，庶免欺隐。”（注：陆贽：《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他要求朝廷派出市舶使，与他所派遣的判官共同到安南“收市”。可见这期间在广州是没有中央派来的“市舶使”的，这进一步证明市舶使并非经常有，只是朝廷根据需要而临时派遣的。没有朝廷所派市舶使时，由节度使掌管市舶管理之权。岭南节度使不仅负责在广州“收市”，而且可以根据情况派僚属到安南去“收市”。为了避免“欺隐”之嫌，他才向朝廷请求派“中使”同往。可见节度使负“市舶”之总责，而且经常性的市舶管理权是在节度使手中的。德宗准备同意李复的要求，但宰相陆贽不同意，他说：“广州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今忽舍近而趋远，弃中而就偏，若非侵刻过深，则必招怀失所。”认为蕃舶从广州转聚安南，责任在岭南节度使“侵刻过深”，“招怀失所”。陆贽又说：“且岭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缘军国所需，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职，孰敢阙供，岂必信岭南而绝安南，重中使以轻外使。”（注：陆贽：《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这番话表明朝廷把市舶管理大权交给了地方长官，并非必须派市舶使才能管理此事，不能“重中使轻外使”。
    第三，市舶使与地方长官在市舶管理权能方面有一个消长变化过程。地方长官对市舶之管理是全面的、经常性的和一贯的，而市舶使乃自开元初新起之事物。市舶使产生初期，其使命主要是为皇室采购舶来珍异物品，因而其对市舶之管理只是“拱手监临大略而已”（注：王虔休：《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随着朝廷对于市舶收入需求的不断增长，以及市舶使制度之逐步发展完善和行施经验之积累，其权能也在逐渐增强扩展。德宗时期，随着市舶机构的建立，市舶使“奉宣皇化，临而存之，除供进备物之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注：虔休：《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除了完成贡献珍异这一主要任务之外，已扩及外商与外贸之综合管理。地方长官管理市舶之各项具体职能，市舶使也逐渐基本上具有了。据成书于穆宗朝的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载：“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这些都是地方长官管理蕃舶之一贯职责，市舶使也同时具有了。但这并不表明市舶使已取代了节度使的市舶管理权，而是与之共同管理，主要权力还是在地方长官手中。
    监军领市舶使的制度确立之后，市舶使的管理权力又有所加强。根据旅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的亲身闻见、于公元9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成书的《中国印度见闻录》有一则记载：“如果到中国去旅行，要有两个证明：一个是城市王爷的，另一个是太监的。城市王爷的证明是在道路上使用的，上面写明旅行者以及陪同人员的姓名、年龄，和他所属的宗族……而太监的证明上则注明旅行者随身携带的白银与货物，在路上，有关哨所要检查这两个证明。”对此，中译者注道：“这里所记载的正是唐代通行的‘过所’”（注：卷1，第43页。穆根来等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17页。）。这只说对了一半。所谓“城市王爷”即节度使，他所发的证明，无疑即是“过所”。而所谓“太监”及其所发之证明是什么呢？窃以为这里的“太监”应指“监军”，唐后期的方镇均派有以宦官担任之“监军”，他与节度使分庭抗礼，共同管理当地军政要务。而开成（836-840年）以后多以监军领市舶使，所以这里所称的“太监”，实即为市舶使。如果这个推断不谬，则所谓“太监的证明”，乃是监军兼市舶使发给外商到内地的贸易许可证明。从其所登记的内容来看，与节度使所颁发的“过所”是有区别的，“过所”着重登记旅行者的身分，“是在道路上使用的”；而后者登记的是其财产、货物。由此可见“太监”颁发的这个证明不是通常所谓的“过所”，而应是舶商在港口完成舶脚、收市、进奉等手续之后，进而与民间进行贸易的许可证明。关于“过所”，唐代史籍已多所记载，而后者则未见中国史籍之记载，这条记载补充了这方面重要之史实。这个记载表明监军领市舶使后，对地方长官的市舶管理权有所侵夺和取代。